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其“多欲好动”。在即位的十四年中，隋炀帝待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巡游的路上。
有两件事是史学家用来证明隋炀帝为了自己寻欢作乐而劳民伤财的铁证。
其一是修建大运河。
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开凿大运河，前后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四十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史学家们认为，杨广如此大费周章地开通大运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自己能坐船去江都游玩。如果真是这样，杨广真是昏庸得可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广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不仅是便于游玩，而是有战略上的意义。
隋文帝杨坚曾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通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大致沿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这段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这应该是杨广修建大运河的原因之一。
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后世虽然极力诋毁杨广修建大运河的行为，但是却一直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益处。直到清代，大运河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连接南北，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到了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退居幕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其功绩是不朽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导致灭国，这是杨广作为一代君主的失败之处。
杨广是个高智商的人，他不至于单纯为了享乐而发动如此大的一个项目。如果说享乐，充其量也是将国家利益与私人享乐联系在一起。
“三游江都”是隋炀帝只知享乐的重要罪证。如今却有人对此举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当时江南分裂于中国已经有几百年了，隋炀帝作为一个刚把江南归于自己统治之下的王朝君主，为表示对江南的统治与重视，进行巡游理所当然。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国家统一，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隋炀帝每次巡游江都时都要动用超大规模的船队，以及空前盛大的仪仗，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深受诟病之处。但是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了。当时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刚刚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君主在新统一的帝国内炫耀其威仪，是有必要的。
当然，片面地看待上述观点，难免有拔高杨广之嫌，但如果全面去衡量历史，绝不会是虚言。再说，比起后世的皇帝，诸如乾隆六下江南等行为，隋炀帝三下江都实在不应该背负如此重的罪名。即使紧跟在他后面的圣君李世民，其奢华也胜于杨广。
史书记载，631年，李世民不顾大臣们一再劝告，命令整修隋代宫殿。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李世民重修隋代仁寿宫，随后又建造了至少四个新宫殿，其中建于634年的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40年的襄城宫，用了大约两百万个工时。即使这样费工，当该殿竣工时，太宗发觉它是建立在暑热之地，不合自己的心意，又命人把它夷为平地。647年，大量工程费用使朝庭不堪重负，导致在次年举行的封禅活动被推迟。
李世民还替自己营建昭陵，在唐代十八陵中属于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园。
如果说杨广的奢华还有益于政权，李世民的奢华不过是纯粹为了个人享乐奢侈而已。可惜的是，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隋炀帝只好背负骂名了。
修建洛阳城是隋炀帝奢侈浪费的又一罪证。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隋炀帝为什么修建洛阳城？只要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就可以看出修建洛阳完全是有必要的，而非为了享乐。
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其所处的关中地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敌对势力。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基础。此外，洛阳是当时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洛阳作为中转站，大大减少了各地向首都长安运送粮食的人力物力。正是洛阳据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促使唐朝在将近三百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隋炀帝所做的上述几件事，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功在千秋的。当然，其初衷不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及好大喜功和个人享乐。而且，因为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在短时间集中完成的，显然加重了本就劳顿的民众负担。所以，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强调其负面，也不能只看到他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