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也一样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寒窗苦读数十年，就为高中状元时的喜悦与骄傲。仿佛只要“金榜题名”，就能一步为官，自此走上人生巅峰。
唐武宗时期，郑颢高中状元。虽然他有婚约在身，可是皇上很看中这位青年才俊，一定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在宰相白敏中多方劝导下，郑颢最终迎娶万寿公主。
可以说，这个故事非常符合人们对于“状元及第”走上人生巅峰的全部想象了。
不追溯具体的朝代，科举考试一般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三个阶段。通过院试的被称为“秀才”，之后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只有近三年内考中秀才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考中则为举人。之后再需参加第三级的全国性选拔考试，即会试，考中即被称为贡士。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还远远不止。
至此，秀才们才刚刚拿到通往殿试的入场券。殿试是由皇上亲自“面试”。能杀出重围进入殿试的都是凤毛麟角的佼佼者，而有缘高中的前三名分列为状元、榜眼、探花。
要说这么难的考试，得考几次能中？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很少人能像明朝的丁显那样一战成名，17岁即中状元。大多数还是在兜兜转转中屡败屡战，越挫越勇。其中不乏为人熟知的文化名家。比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三次落榜，32岁终得进士；《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71岁才得贡生。
那为什么古代的人们都向往着进京赶考呢？
宋真宗赵恒曾写下《劝学篇》。诗句很直白地说出了读书成才的诸多好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
大致就是说读书的结局会是一片光明。粮食、收入、坐骑、姻缘都会接踵而至。
而且，考中进士，虽不一定迎娶皇上的女儿，却可以加官进爵，成为了“官勋阶级”。
以清朝为例，最低一级的官员，九品文官年俸是白银33两，除此之外，朝廷还有其他福利，包括大米、绢帛等。一两白银，在乾隆时期，相当于267元。而此时江南富庶地区的佃农，一年也才10石粮食，仅仅约15两白银。
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早萌发于南北朝，到唐朝更为完善。据《新唐书》记载，唐朝可以参加的科目多达11种，明经成为唐朝多数人科考时的选择，朝廷也给予非同一般的关注。考试侧重于诗赋、策问等。
相比于前朝，唐朝摒弃了“察举制”，改为“科举”，也就是人们可以自己报名参考而不是他人举荐，因此更为公平。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在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果然古今中外的莘莘学子们都难逃“申论”之苦……
科考之后，迎来二月放榜。备受关注的受封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如若在清朝，状元至少会受封为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为了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宋朝在维系科举考试公平性方面开创了诸项先河，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典范。宋朝开始，“取士不问世家”，官宦子弟和平民百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对决。它一方面防止选官制度的垄断之弊，一方面可以把人才选拔的权力收归朝廷。
不仅如此，嘉祐五年（1060），宋仁宗废除了明显偏废皇家子弟的“公荐”制，建立“宗子试”制度，皇室宗亲也同样参加科考。为了避嫌，主考官的子弟、亲戚参加考试还需要另立考场，改换考官，即“别头试”。
宋朝并没有完全取消“恩荫”制度，但是以此为官的官员子弟，官级、品阶、年限等都要受限；并且官员子弟犯法，亲族及保举人也会一并受罚。
除了制度上的“严”，宋朝士大夫盛行的“家风”教育，也在潜移默化地规训着人们的品行、修为。陆游也曾写下家训，教育后人熟读儒家经典，做人恭敬谦逊。
“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自此十许年，志趣自成。”
——陆游《放翁家训》
社会风气也很好地约束了官宦子弟的晋升通道。虽然到了明清，舞弊现象多发，甚至京剧票友都能考中进士，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本身确实为阶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了一个开口，也为社会带来了风清气正的结果。
参考资料：
《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新周刊编著.岳麓书社出版.2020年6月
《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何忠礼.《历史研究》.1983年02期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金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