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商纣王,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暴君一个。但是往往历史中充满着很多谎言,充满着为人不知的一面。而这些真相在时光的隧道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事实上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并不知那种“内行不道、外肆征伐”的暴君,相反地,他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有重要贡献。
不过“成者王侯败者寇”,纣王的暴君形象都是后人为抬高周朝而不断累积上去的。“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这个评价其实不无道理。
商纣王本名子受德,帝号辛王,他在世时,并无纣王的称号。周灭商后,历史给他强加了这个谥号。何为纣?“残忍狷义曰纣”“贱仁多累曰纣”“残义损善曰纣”。《汉书·古今人表》中更是将他列为“下下品”。然而正如《论语》中子贡所说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王并没有传说中那样残暴不仁,不过是因君子鄙视坏人,所以天下不好的事情都集中到他身上
《史记·殷本记》中写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荀子·非相篇》中也说他“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他在即位后,并没有传说中那样花天酒地,沉迷于享乐,而是勇于开疆拓土,力行改革。
早在纣王父亲帝乙在位时,居住在江淮一带的夷人就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屡次侵扰,帝乙虽多次用兵,也没有彻底解决。帝辛继位后,即厉兵秣马,用兵东夷,并多次亲征,身先士卒,勇猛无比,最终消灭了东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沫若因此说道:“像商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周人的翦灭殷室,对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除了经营东南,为统一中国做奠基的功绩外。商纣王还实施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例如他反对神权、解放奴隶、改革旧俗、重视人才等都是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然而,不论史书典籍还是文学作品,都将纣王描写成一个贪酒好色、横征暴敛的暴君形象。人们对他“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戏,长夜狂饮”的暴行深恶痛绝。崔述在《尚考信录》中将纣王的罪行归纳为五条:一是听妇言,二是荒酒,三是怠祀,四是斥贵戚老成,五是收用憸邪小人。听女人话,酗酒,不重视祭祀活动,不重用亲戚,这些罪状看起来很难和暴君形象相挂钩。
实际上,周武王征讨纣王前所列出的罪状也很含糊,不足以说他是暴君,何况以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纣王的大部分过失都是当时奴隶主阶级所共有的问题,不但为纣王所独有。“作为一个大奴隶主贵族,就具有荒淫、残忍的特点,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奴隶主阶级的共性,殷纣王又何能例外。”
为了抬高周武王的圣君典范形象,商纣王的罪状也一路累积起来,根据顾颉刚先生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中的考证,商纣王的罪状共有70条,在每个朝代不断累增,《尚书》中纣的罪名有六条,其中最大的罪名是酗酒,春秋时期,《论语》中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项罪名,战国时,罪名骤然增加很多,共有二十七条,西汉时,新增了二十二条,到了后来,纣王的罪行就蔚为可观,充类至尽了。
在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纣王的暴君形象就基本定型了。《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封神演义》中文学作品中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的暴君形象基本一致,《封神演义》中写纣王“外乱朝纲,内宠妲己,敢于直言批评国君的人被剖心,为国尽忠的人遭炮烙,将姬昌囚禁羑里。使微子被迫出走,吃宫人的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昼夜公开宣淫。”已经是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千古罪人了。
有时候,我们不可能抵达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