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东坡大家都知道他是北宋著名的文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一直被后人所追捧。苏东坡也有一颗想在仕途之路功成名就的心，但他的为官生涯却是命运多舛，期间曾多次遭贬，好不容易在宋徽宗时期大赦北还，却在途中病逝。大家一直都在研究苏东坡的文学如何如何，却忽略了他的为官之道。其实苏东坡也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只不过他没有因为名利放弃原则。
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自古文人就注重品质的锻炼与修养的提升，这关系到高尚还是卑下，关系到个体的小我在社会上、历史上的地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曾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苏轼(公元1036 -1101)，字子曕，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诗人与散文家，其词赋与书画造诣也颇高，是四川眉州眉山人，宋仁宗嘉祐进士，其父苏洵与其弟苏辙都是文名显世，一门“三苏”，皆为大家。
宋神宗时，苏轼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被外放到杭州，历知密、徐、湖等州。随后又被劾作诗讪谤朝廷，贬谪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上台，又招回朝中，累迁翰林学士，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又被贬到地方任职，一贬再贬，发配到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慕其人品与才华，被赦免北归，病卒于常州，传世有《苏东坡集》等著作。
苏轼二十二岁时随父苏洵以及弟弟苏辙赴京城礼部进士试。
主考官是当时文坛泰斗欧阳修，一见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论》，惊讶高才，本想置为第一，又疑此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取为第二名。接下来复试《春秋》对义，苏轼还是拔得头筹。
欧阳修感慨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称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经欧阳修以及朝中重臣元老韩琦、富弼等重量级人物一致推荐，苏轼一举成功，名满京师，连宋仁宗都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与文章，宋仁宗“初读轼、辙(其弟苏辙)制策”大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欧阳修去世，苏轼无争议地成了文坛盟主，天下的文士皆倾慕之，著名词人秦观拜见苏轼后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二、心系黎民百姓
苏轼任地方官期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口碑，享有很高的声誉。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轼调任到徐州，刚上任不久，黄河在澶渊的曹村决口，徐州地处下流，洪水奔临徐州城下，高两丈八尺，情况十分危急。
苏轼挺身而出，指挥抗洪抢险。当城墙就将坍塌，人心浮动，有钱的人争相出城避难，苏轼立刻制止，认为“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将出城的富户又劝了回来。
为了抗洪，他亲赴军营，对带兵的将领说：“河将败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
感动了将领，带领军队加入修筑东南长堤的行列。
暴雨一直下个不停，城墙几乎被淹没，苏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指挥吏民“分堵以守”，经过七十余天奋战，战胜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当他离任，方圆百里的老百姓流着热泪赶来送行，父老“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苏轼也感动地哽咽，说出“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这该是怎样的大情怀。
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职时，更是关心民苦民疾，当时适逢大旱，饥荒瘟疫漫延，苏轼奏请朝廷，减免老百姓赋税。
第二年又疏通治理西湖，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了一道长堤，将西湖分为里湖与外湖，在长堤上夹植花柳，造桥六座，这就是今日的“苏堤”。因此杭州老百姓十分感激，“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为活着的人所立的祠堂)以报。”
苏轼在职权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做事，践行着自己强国富民的主张。
因为苏轼出身于一个较寒微微的小地主家庭，对老百姓的甘苦十分了解，步入官场，出于责任感，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他赋诗曰：
崎岖世味皆尝遍，寂寞山栖老渐便。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
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具备的。关注时政，提出主张，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苏轼大半生宦海沉浮，却披肝沥胆，指陈利害，献策进言。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刚刚步入官场的苏轼，年纪不过二十六岁，就向朝廷进呈策论二十五篇，是有关国计民生与国家方针政策的论文，“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扺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如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较赋役、去奸民、省费用、定军制等等。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又上呈《思治论》，提出“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的“三患”，是“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决不可不治”，强调了“卓然有所立”的主张，表达了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
宋神宗上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随后又升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加大推行新法力度。新法受到以司马光为守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反对与抵制。
苏轼一生，几乎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相始终，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历史洪流中，还曾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苏轼拥有独立的见解，与王安石的新法有很多共同点也有某些方面反对的主张，反对激进，倡导循序渐进。
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虽然他被归入司马光一派，但政见也存在差异，有分歧。于是，王安石当权排挤打击他，司马光当权也诬陷攻击他，令他难以在朝中立足。
但苏轼无论得势还是失意，在朝还是地方，都心系国家与黎民，表现出独立的人格魅力。
四、君子无“朋”
苏轼一生守正不阿，特立不群，深知正邪不两立，无论是王安石当权还是司马光执政，他都不随波逐流，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表明这两个人都是君子，但不会任人唯亲，要保持“不随”的个性。
苏轼身正而无所畏惧，“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赢得后人崇高的评价。
南宋孝宗说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铮铮铁骨，浩浩丹心，真是我辈学习的道德君子。
苏轼说：“君子不恶人，也不恶于人”，其意是说君子不讨厌别人也不被人讨厌。他正是一个这样的人，胸无城府，率性坦荡，不因个人好恶或恩怨去区分好坏与恩怨，包容与大度。能够不计前嫌，与王安石朝堂上争议，私下十分友善。
当王安石二次罢相退居金陵钟山之麓，苏轼由黄州贬所又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舟经金陵，他特意去拜访王安石，谈文说艺，相互唱和。
苏轼写有《次荆公韵四绝》，其中一首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读了，感慨地说：“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这该是怎样的君子之风。
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政，为了国家大事，苏轼与司马光激烈争论，弄得十分不愉快，而私下里苏轼十分敬慕司马光的人品，欣赏他的才德。
孟子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也就是说穷困不失去大义，得意不离开道德，今天依旧焕发着活力。
苏轼一生，十分推崇陶渊明洁身自好的品质与操守，曾经写下“只渊明，是前生”的话，可见他们拥有共同精神追求与高尚的品质。
苏轼歌曰：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作者：陈二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