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觉得袁绍没有治理天下的大才，所以才会输给曹操。实际上，多数人都不了解真正的袁绍，他从出身就披着“四世三公”的外壳，其实袁绍也只是袁家的家奴。想要了解袁绍，就必须从他在袁家开始说起，袁氏家族在朝廷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袁绍这代，汉室开始出现危机，天下被群雄分割。按理来说袁绍是最后机会扶持汉献帝，并且完成一统的人，但他却多次错过良机，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功劳簿，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功勋章。历史是不客观的，因为成者为王侯败者为贼寇即是标准;历史是不公平的，因为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才是真相。有多少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英雄一战身败名裂、沦为贼寇;又有多少酒囊饭袋、才疏德浅之辈一战飞黄腾达、功成名就。
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忠君思想的熏陶，两汉之后的记史叙事十分刻板，不仅要符合政治需要、满足价值观念、还要起到教育意义。因此史书会极尽所能地突出失败者的缺陷、过错，放大胜利者的功绩、成就;本应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也变成供大众批判、反省、警示的反面教材以及颂扬、效仿、瞻仰的学习榜样，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所以，解读历史要用辩证的心里去看待，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地位去认知，要摒除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切实际的现象去分析本质，才会全面真实的还原出那些被误解多年的历史人物，正如本文的主角——袁绍。
袁绍，字本初，出生于“四世三公、为天下所归”的名门望族，汝南袁氏;是太尉袁汤的孙子，司空袁逢的儿子，司徒袁隗的侄子，左中郎将袁成的继子。
东汉的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三公”几乎变成袁家的世袭职位，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州郡，名声威望堪比肩皇室，袁术甚至说：“代汉者，当袁氏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袁绍本该是身世显赫、贵不可言、鹓动鸾飞?其实不然，因为他的生母只是袁家的一个奴婢或叫婢女。
古代的达官显贵是一妻多妾制，此外府中还会有许多婢女丫鬟;正妻所生为“嫡子”，妾侍所生为“庶子”，婢女丫鬟所生为“家奴子”。在那个注重嫡庶之别的年代，家族的一切权利、爵位、财富、土地都是嫡子继承;对子孙的教育、培养、扶持、提拔也全部优先倾注于嫡子;庶出之子若想出人头地则需自行打通任督二脉，家族的栽培力度和嫡子天差地别;而身为地位远低贱于庶子的“家奴子”，袁绍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袁家，袁绍名为公子实为家奴。他自幼便被嫡长子袁基、嫡次子袁术唤为“家奴子”，甚至在他贵为大将军、独霸四州、名动天下之时，袁术仍称其为“家奴”，并且联合外人与袁绍兵戎相见。可见这种歧视的根深蒂固、且毫无手足之情，可见他父亲袁逢对这种歧视并未采取制止、杜绝的措施，而是持默许、放任的态度，也可见袁绍的童年是在爹不疼、娘不贵、兄弟歧视、无依无靠中度过。
身居豪门，却又地位低贱;享受荣华，却也受尽欺辱;人丁兴旺，却是孤苦伶仃。在如此矛盾的身份转换中、在如此复杂的成长环境里，在如此谨小慎微的心态作用下;袁绍逐渐历练出忍辱负重、坚韧勇敢的枭雄特征，也造就出深谋远虑、杀伐果断的领袖气质。他不仅具备“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贵族理想，还拥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门品质;他是汉末三国权贵、地主、农民等各阶级优势的唯一集大成者。所谓人中龙凤，不过如此。
袁绍不足二十出仕，短暂为官后以服丧为由，辞官六载。之后，仍拒绝朝廷应召，赋闲在首都洛阳结交党人、义士。正如中常侍赵忠所说：“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处在弱冠之年便辞官，拒官只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其二，是隐居山野的闲云野鹤;其三，是看穿天下大势，远离功名、忍辱负重、不甘做池中之物的一代雄主，而袁绍显然是第三种。党人(士大夫、太学生)为文，义士为武(侠客、武士)，他广交文武便是在伺机而动;辞官为远离，拒召为等待，他淡出庙堂便是在静观其变。当时的天下尚未大乱，袁绍年纪轻轻便能有如此见识、胆识、以及预见性，足见他的深谋远虑、远筹帷幄。
之后的事态发展也正如袁绍所期，黄巾起义、十常侍之乱、何进身死、诛杀宦官、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讨董、群雄逐鹿等，东汉帝国顷刻间名存实亡。而在这些接踵而至的事件中，袁绍都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黄巾起义他是镇压者，何进被杀他是推动者，诛杀宦官他是指挥者，董卓入京他是谋划者，联军讨董他是领导者;最终汉室衰微、宦官外戚同归于尽、董卓身死、袁术、韩馥、公孙瓒等诸侯成为垫脚石，而他却占据四州、统一河北、位极人臣(百官之首大将军)成为最大受益者。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把这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会发现：东汉帝国就像是被袁绍牵着手，逐步引领着的走向衰亡。常言时势造英雄，袁绍却是枭雄领时势。
东汉自和帝开始均为年幼的皇帝即位，而幼主登基必造成外戚专权，幼主亲政后夺权又必依靠宦官，长此以往宦官专权日渐猖獗。宦官大多胸无点墨、目不识丁，任由他们把持朝政势必产生政治黑暗、朝纲混乱的后果。为推翻宦官专权，前有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文臣武将，后有杜密、李膺，及被“党人”寄予厚望的何进等名士外戚，前赴后继的对宦官集团发起挑战，却又无一例外的失败被杀。这种局面，直到袁绍的出现才被改变。
在得知宦官张让等人把何进诱杀在皇宫后，袁绍迅速斩杀宫外的宦官亲党;随后提兵入宫，关闭宫门，搜索宫内所有宦官，斩尽杀绝、一个不留;至此危害朝堂多年的“宦官专权”被袁绍彻底根除。他的方法看似简单粗暴，实则是当机立断、杀伐果断的体现;窦武、何进等人便是在迟疑、犹豫中错失多次良机而被宦官集团反杀的。
伴随着“宦官专权”的烟消云散，董卓带着西凉铁骑浩浩荡荡的杀入洛阳;他先收编了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的部将，又吞并了吕布等人的并州军，一时兵多将广、权倾朝野。在其执政期间，擅行废立皇帝、毒杀太后、冤杀官员、淫乱后宫、纵兵掠民、偷盗皇陵、焚烧宫殿等，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全国各州郡纷纷起兵，在袁绍的号召下组成讨董联盟，并被推举袁绍为联军盟主。
这个联军盟主，可不是无关痛痒的荣誉职位，而是要推举出具备军事能力、领导能力、号召力的全军统帅、群雄领袖。而袁术、孔伷、韩馥、刘岱、张邈、桥瑁、鲍信等群雄都是名满天下的宗室贵族、名士人杰;却甘心屈居袁绍之下，应其号召，共举他为盟主。这再次证明了袁绍的能力、威望冠绝于当世，无可争议。
很多史料都在低估此次联盟讨董的意义，以及刻意忽略袁绍的价值、而突出曹魏与东吴的奠基人曹操、孙坚的勇猛和功劳。
首先，在联军的威慑下，董卓火烧洛阳、慌乱出逃、迁都长安，杀害废帝、屠戮忠良;这一顿乌烟瘴气的操作使得人心思变、军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吕布、李肃等部将便反叛董卓将其斩杀。联军虽没有在军事上歼灭董卓，却间接促使董卓身死族灭;这基本实现了袁绍等人的既定目标。
其次，董卓军中精锐多为西凉铁骑，不易强攻、急攻，应缓缓图之。所以，联军分别驻扎于河内、酸枣、鲁阳、颍川、邺城等地，在洛阳以东对董卓形成扇形包围圈，蓄势待发。这正是《孙子兵法》之策：围而不攻，可在史料记载中却变为：袁绍惧怕董卓，不敢进兵。惧怕董卓，却召董卓入京，袁绍是痴傻?惧怕董卓，又在洛阳当面训斥董卓，他梦游呢?惧怕董卓，又怎么敢讨伐董卓?董卓又为何慌乱出逃?一个讨伐，一个逃跑，袁绍和董卓究竟是谁怕谁?简直矛盾重重、不忍直视。
此外，曹操立功心切，不听袁绍的部署率几千兵马深入董卓腹地，在与其部下徐荣交战后惨败而归。孤军深入、分兵作战这都是兵家大忌;并且就算获胜，也仅是一场小规模战斗，对整个战局无任何意义，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暴露实力。可见，此时曹操的军事能力、战略思维和袁绍还有极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江东猛虎孙坚到是战的酣畅淋漓，他败牛辅、退吕布、斩华雄、一路攻杀入洛阳;尽管没有“伤敌筋骨”，却也是“断敌一指”。不过，孙坚虽然勇猛，但缺乏谋略;攻洛阳被徐荣包围全军覆灭，战襄阳中黄祖埋伏兵败身亡，都是输在谋略不足。他和其子孙策均属于骁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式猛将，这种先天不足的格局注定难以成为运筹帷幄、总览全局的枭雄。
董卓集团从败退至败亡，对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来说于事无补，却一步步满足了各地枭雄的政治需要，东汉天下也正式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时代。
袁绍以弹丸之地渤海郡、士卒不足万人起事，定下“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南向争夺天下”之策。此策比鲁肃的榻上策早十年，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十八年，并且还提到“雇佣兵”这个超前兵种;而这样出色的战略眼光却来自军事才华、政治智慧、个人威望具佳的袁绍;他的综合能力之强，叹为观止。人们常说曹操是“治世能臣，乱世枭雄”，袁绍与之相比，逊色乎?
第一步，取冀州。袁绍定的“南据黄河，北守燕、代”所指的便是冀州之地。当时冀州牧为韩馥，袁绍只是冀州九郡之一的渤海郡太守，相当于现在以一个沧州市的资源、力量怎能攻占河北省?答案是：能，方案是：利用袁绍的名声、威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袁绍先依谋士逢纪之计，挑拨幽州公孙瓒出兵攻打冀州，同时派说客荀谌面见韩馥。荀谌与韩馥私交甚好，在几句寒暄后便直奔主题：“将军你宽厚仁爱、礼贤下士，比袁绍如何?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比袁绍如何?广施恩德、天下信服比袁绍如何”?韩馥连连摇头道：“我都不如”。荀谌又说：“公孙瓒率燕、代之众，兵锋锐利、不可抵挡。袁绍乃一时英杰，不会久居将军之下，此时他与公孙瓒联合，将军危在旦夕也”。韩馥慌忙询问：“该如何是好”?荀谌徐徐道来：“将军和袁绍是旧交，不如相让冀州。袁绍得到冀州，必厚待将军，公孙瓒也不敢与他抗争，敌军自退。而将军即可获得让贤美名，又可享受安稳富贵”。韩馥深以为然，派儿子快马加鞭将冀州印绶送交袁绍。冀州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兵源充足、钱粮满仓;袁绍有冀州为根基，东征西讨再而无后顾之忧。
第二步，取青、并二州。青州在冀州以东，是黄巾余众的聚集地;并州在冀州以西，被张燕的黑山军占领;幽州在冀州以北，有公孙瓒盘踞。沮授献策：“兴军东讨，可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灭并州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袁绍听后大悦，此策正如他愿!稍事整顿，袁绍率军出征，大举围剿黄巾、黑山军。经过朝歌等地的几场激战，彻底歼灭了于毒、刘石、郭大贤等多支部队;并沿途追击、扫荡四散逃跑的余孽，对乱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青、并二州再无大规模悍匪。
之后，袁绍派长子袁谭进驻青州，派外甥高干进驻并州。袁谭武功赫赫，以劣势兵力驱田楷、逐孔融将青州收入囊中;高干才志弘邈，内修生产、外和匈奴治理并州政绩卓越。自此，袁绍统一河北只差幽州一隅。
第三步，取幽州。幽州之主公孙瓒，骁勇善战，且不乏谋略，以强盛的军威对周边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实施碾压式的杀伐，威震边疆;其统领的“白马义从”更是汉末中国第一劲旅，兵锋精锐、横扫河北;如果不是遇到雄才大略的袁绍，他本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可惜却壮志未酬、城破身亡。而袁绍对公孙瓒的歼灭，是在一场场真Q实弹的拉锯战中完成的。
初平三年，袁绍统领鞠义等将与公孙瓒交战于界桥，以寡敌众，大破之;斩杀公孙瓒大将严纲，至其精锐“白马义从”伤亡惨重。同年，公孙瓒联合袁术、陶谦组成联军，倾三州之兵再战袁绍;袁绍则联合曹操与之对战，以寡敌众，大破之，斩敌数万。不久，公孙瓒又派兵至龙凑进攻袁绍，又被袁绍以少胜多，大败而归。初平四年，公孙瓒杀害德高望重的宗室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联合乌桓起兵替主报仇;袁绍趁势派大将鞠义与鲜于辅合兵一处，大举进攻幽州，并在鲍丘重创公孙瓒主力。公孙瓒元气大伤、退入易京，深挖沟、高筑墙、造铁门，只求自保，再无争霸之志。
但争霸是一条不归路，踏上此路便非胜即负，岂能自保!建安三年，袁绍亲自指挥大军围攻易京城，公孙瓒外求援军企图里应外合攻打袁绍，却被袁绍将计就计予以痛击;内求城高墙厚、坚守壁垒足以抵御袁绍，却被袁军深挖地道、墙倒城塌。公孙瓒自知无望生还，引火自焚于城楼之上。袁绍自此占据幽州，统一河北，独占半壁江山。
在统一河北的过程中，袁绍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剿灭青、并乱军，他面对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各个击破，接连打出漂亮的歼灭战。攻伐公孙瓒，在界桥等地的多次交锋，都是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围攻易京，他则是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上演了教科书式的攻坚战。再结合之前取冀州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及联军讨董时的围而不攻之计，他的军事能力不仅是出色，而且很全面，这和史书记载中的那个“懦弱无能、多谋少断“的袁绍吻合吗?
在“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后，袁绍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即是“南向争夺天下“，他驾驶的滚滚战车也瞄准了兖州的曹操;而随即而来的官渡之战也将成为他人生的绝唱。
官渡之战前，袁绍斩杀鞠义，夺沮授兵权，疏远田丰;这些被史料评价为“善杀忠良，妒贤嫉能”，简直荒唐可笑。袁绍取冀州时以高官厚禄拉拢鞠义，以“管仲、范蠡”比拟沮授;田丰因性格耿直被韩馥嫌弃，而袁绍却宽厚仁爱对他提拔重用。这怎么看都应该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才对吧;何况袁绍身为主公，却对手下“妒贤嫉能”?这合乎情理吗?这符合他吞并四州、雄才大略的作风吗?所以，他必定是有一个重要、却又不能明示的动机，比如：消灭冀州帮。
冀州为天下第一州，地大物博、人才鼎盛，袁绍占领冀州土地的同时，也收复了大批冀州的人才。以鞠义、沮授、田丰、审配、张郃等为首的冀州降将，开始在袁绍势力中大面积任职，并占有极高的军事权和话语权;而这些位高权重的老乡们又很容易不自觉的形成某种派系，从而互相庇护、举荐;比如，官渡之战、裹挟天子等事上沮授和田丰的意见永远是高度统一，这对一方势力来讲是很危险的。而对忧患的敏感意识是成为枭雄的基础，袁绍又怎会任由这种势头发展。攘外必先安内，在大战前夕整顿“冀州帮”实在是当务之急。
官渡之战时，袁绍集团内部有两种声音。沮授、田丰主张：河北之地兵多粮足，而曹操缺兵少粮，应该打持久战;慢慢蚕食对方，三五年可以获胜，速战速决容易被对方出奇制胜。郭图、审配主张：我军人力、物力、土地纵深都有压倒性优势，应当速战速决、以绝后患;时间久、战线长的持久战，反而留给弱势一方喘息的机会。
坦白说，这两种主张都有可取之处。那些说沮授、田丰神机妙算，郭图、审配祸国殃民的腐儒，纯粹是马后炮!沮授、田丰的计策固然可行，郭图、审配的担忧就没有道理?第一，曹操并非缺兵，而是缺少精兵，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此时已经归降曹操，只是磨合未久、训练不精曹操不敢妄用，持久战刚好可以为曹操争取历练军队的时间，之后这支青州军成为曹操打天下的主力便是佐证。第二，曹操当时缺粮，不是永远缺粮，假以时日他挥师吞并荆州还缺粮吗?然后西进益州、南下江东又会如何?这些并非天方夜谭，青州军助曹操平定北方时攻城掠地，简直势如破竹;并且占领荆州、江东等地曹操要比袁绍更有地理优势。
最终，袁绍选择了郭图、审配的速战速决之策。其实这在局面错综复杂、时势瞬息万变的东汉末年是机智的选择。趁你虚弱要你命，为什么要给你休息、疗养的时间?夜长梦多!建安五年，袁绍征发步兵十万，骑兵一万，数倍于曹操的兵力，挥师南下发动了“官渡之战”。
在官渡之战的初期至中期，袁绍一直在牢牢地掌控着主动权。曹军虽在白马、延津两战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文丑，但在双方对峙、交锋中本方损失的兵力也有十之二三;伤亡比例甚至要大于袁军，这对于兵力本就处于劣势的曹军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不久，袁绍指挥的大军与曹操率领的精锐在官渡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对战，袁绍大破曹操，曹军损失惨重退入营地，坚守不出。袁绍率军重重包围曹营，筑壁楼、堆土山、挖地道，俨然进入了当初围攻公孙瓒的节奏。而曹营的坚固程度及粮草储备远不如公孙瓒的易京，眼看着即将营破粮断，曹军内部纷纷谋划投降袁绍。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沮授仍在不停的对袁绍提出反对意见，袁绍则一概置之不理，而战局却是不断朝有利于袁绍的方向发展。可见，袁绍无论是战前的决策，还是战争开始后的部署都正确无误;沮授、田丰对他的劝谏最多算忠言，并非是良策。评价袁绍“有才不能用，有善不能纳”地史书是何目的?昭然若揭。
其实，对于袁绍“志大才疏，多谋少断，儒弱无能”等经不起事实推敲的负面评价，都是出于官渡之战前曹操、郭嘉、荀彧、程煜等人之口，后世史官及腐儒的注释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而曹操等人是袁绍的敌对阵营，当时的袁绍大军是要灭亡曹操集团，他们对袁绍的评价又怎么会真实、客观?
历史有时像个顽皮的孩子，他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就在曹军崩溃在即，袁绍胜利指日可待之时，许攸因家人犯法入狱，一怒之下投降了曹操。许攸只是袁绍帐下众多谋士之一，他的出走对袁军实力无丝毫损伤，但重要的是，他出卖了军机!古代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军队的生命线，许攸告之曹操，袁绍囤积粮草的地方在乌巢，并献上偷袭乌巢，火烧粮仓之计。曹操依计行事，大获成功。
在曹操火烧乌巢时，张郃请命：立刻救援乌巢，而郭图则建议：反扑曹军大营。袁绍会怎么选?自然是后者，在当时的处境下，反扑曹营绝对是一条妙计。张郃身为军人，他关心的是自己和手下将士的温饱问题，吃饱肚子他们才可以上阵杀敌，他不会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问题，所以只想抢救粮仓。而郭图作为谋士，是以主公袁绍的角度思考问题，消息从乌巢传到官渡，再从官渡发兵救援乌巢，时间根本来不及;乌巢粮仓已失是既成事实，救与不救于事无补。而反扑曹营却是一场只可能赢不可能输的赌博，胜则重创曹军，败也无关紧要;无论胜败，失去军粮的袁军都需立刻退回黄河北岸，此次征讨在战略上已经败了。
至于张郃、高览的投降，以及官渡大营内士卒的溃逃，那并非是袁绍统治力、驾驭力不足。军队失去军粮，军心必然涣散，军心涣散必然投降或逃跑;养尊处优的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兵荒马乱时粮食对于军队的意义。
很多人觉得官渡之战是袁绍和曹操胜负的转折点，其实袁绍的病故，才是曹操能成功的关键。
一，官渡之战，只是曹操打赢了保卫战，暂时延缓了袁绍对其的吞并而已，大局未变。虽收获张郃、高览等降军，但远不足以弥补曹军的伤亡。更何况曹军最缺的是粮草，战乱对经济、生产的破坏使之雪上加霜。
二，官渡之战，是袁绍远离自己本土在曹操地盘上进行的侵略战争。曹操的统治区域遭受到严重破坏，袁绍的四州之地却依然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在某种意义上讲，曹操集团的损失程度甚至要大于袁绍集团。
三，袁绍的河北四州人口众多、兵源充足，并州、冀州更是天下粮仓。官渡损失的几万兵马及若干粮草，根本不能动摇袁绍的整体实力;更何况，官渡之战时袁绍并非倾巢而出，而是抽调了部分兵马渡河;对曹操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大战，在袁绍眼里只是一场局部战争。
四，袁绍虽败，但在曹操面前仍然是庞然大物，整体实力并没有此消彼长。有众多的人口、源源不断的粮食以及富裕的经济为基础，袁绍定会再次发动战争机器，南下灭曹;而曹操的军备物资在官渡之战后期便已经是强弩之末，此时绝无可能再支撑一场战争，唯有一败。但之后袁绍病故，两子互相残杀，只能说天意助曹。
五，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被演义渲染出来的概念。现实是，对外他挟天子却不能令诸侯，诸侯反而会以“清君侧”的名义随时讨伐他，成为众矢之的;对内他稍有闪失，天子及身边那些忠于汉室的大臣便会以“诛汉贼”名义，杀他夺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曹操怎会长久?而袁绍在河北则是广施仁政，人心所向，他去世后百姓争相哭泣、巷间市里充满悲伤;得人心者得天下，袁绍早已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袁绍不死，曹操必败。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我们不去臆测袁绍灭亡曹操后，收荆州、吞益州、迫降汉中、挥师江东，一统天下;但曹氏将退出历史舞台却是必然的，之后又怎么会的曹魏篡汉、司马懿夺权、三国归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南北朝对峙?泱泱华夏将免受多少战乱之苦。
可惜，天不假人，徒呼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