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乾隆知道网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称号叫大猪蹄子，你们觉得他老人家会高兴吗?不过历史上乾隆的性格还是比较认真的，管制也都比较严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惹怒了皇帝反正都是没好下场的。不过为什么要叫乾隆大猪蹄子呢?感觉好像也不是什么褒义词，毕竟形容一个人是猪蹄总感觉有些不雅而且不妥。怎么说乾隆皇帝也是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的人物，怎么会得到如此羞耻的称号呢?不过具体还是要看看乾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吧。
傅恒是谁?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福康安(可能是《还珠格格》里尔康的原型)他爹。这是你知道的全部吗?
如果是，这个几乎是清代历史上最年轻的首辅大臣、出将入相的文武“全臣”、皇帝最喜欢的小舅子、乾隆时代上层社会流行风向的引领者泉下有知的话，也许会觉得有些无奈。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为由康熙帝赐名的圆明园。
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圆明园赴宴，在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弘历是胤禛的序齿第四子，母亲地位卑微，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就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诗书。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子弘皙曾被抚养于宫中。
65年后，已经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允禧教他射箭，庄亲王允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副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
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 “(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
康熙帝皇帝还特定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
果然乾隆皇帝活到了89岁高寿，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皇帝，也有20多个儿子，不信命，可乎?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康熙皇帝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
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
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
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允禵与康熙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允礽的死敌，而康熙帝一心想保全允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实际上早在祖孙相见的前一年，胤禛已经刻意安排弘历在康熙帝近侍面前背诵经书，并随即请求将他送往宫中随侍学习，但如果没有弘历优良的表现，这个布局也是枉然。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
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衤我)、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当时仅余一兄)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之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 。
雍正皇帝刚即位数月，就将立储遗诏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封函中，立弘历为皇太子，一直保存到十三年后雍正皇帝驾崩后取出，乾隆皇帝即位。
傅恒是父亲李荣保第十子，如果按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病逝时不满五十岁推算，则他的姐姐在雍正五年(1727年)被指定为宝亲王弘历嫡福晋的时候，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乾隆二年(1737年)，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时父亲已经过世，长姐对未成年幼弟的呵护与慈爱应该不难想象。这种爱自然也会影响到身为姐夫的乾隆皇帝，在傅恒去世十余年后，乾隆皇帝在诗中回忆：“世臣更近戚，丹诚素所信。命之习政事，干才亦日进。”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
乾隆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
乾隆八年，擢户部右侍郎;
乾隆十年六月，军机处行走;
乾隆十一年十月，授内大臣;
乾隆十二年三月，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銮仪卫事;
乾隆十三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四月，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月，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晋保和殿大学士……
短短八年时间里，从正六品蓝翎侍卫一跃成为含金量最高的正一品保和殿大学士(大约相当于从司局级干部成长为国务院总理)，这份履历里饱含着来自姐夫那深挚的爱与期许。特别是在内丧爱妻、外丧王师的“拂意”之年(孝贤皇后崩逝与讷亲兵败金川)，乾隆皇帝将希望寄托在了年尚不满30岁的傅恒身上，认为他“矢志笃诚，必能使壁垒一新，功成迅速”、“此任非傅恒不能胜，此功非傅恒不能成。”并且赐诗勉励他：“慰余西顾久，嘉汝赤心良。”期待之高，毋庸多言。
长驱空朔漠，驰捷报明王
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有人为你提供舞台，而自己又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演出。
与讷亲(乾隆初年宠臣)、高恒(慧哲皇贵妃兄弟)相比，傅恒显然的成功的。这种成功首先体现在他在乾隆皇帝自诩“十全武功”中的出色表现。
史书中的傅恒有三大军功——经略金川、平准噶尔、往征缅甸，如果再加上平定乌什回乱，“十全武功”中在他任首辅期间完成的便占了一半。
这固然与富察一门世代尚武的家世有关，但也是他不辞劳苦、经略有方的结果。在赴金川途中，为了不延误军情，他带领部队日行二百余里“晨夕驱驰”、“纪律严明”，经天涉山时，天寒路线，他拒绝骑马，称“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遂与兵士一起步行七十余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内乱，在朝臣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傅恒力主一战，并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调度等工作中，被乾隆皇帝叹为“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
傅恒出征缅甸更是临危受命，包括侄子明瑞在内的三任云贵总督接连因战阵不利而自杀或被杀，以“中止诚难存国体”为由的乾隆皇帝却依旧完全不能接受朝臣关于罢兵的建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傅恒在缅甸前线沾染瘴疠之气，恰缅王请降，就此草草收兵，算是保全了乾隆皇帝的大国颜面和自己的一世英名。
第二年七月，班师回京的傅恒没能康复，病逝于京师，享年不满五十岁。
傅恒的病逝让已年近六旬的乾隆皇帝不胜“震悼”。早在傅恒出征缅甸时，老皇帝便曾寄诗给他，称“世上谁知我，天边无故人。”临丧之际更是感慨“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一年后，他巡视天津，忆起傅恒班师后君臣的对话，再次长叹“朴齐即景依然也，前席言人何往哉!”
大约在乾隆皇帝的心里，贤妻的爱弟只有一个，朝臣中由自己“几经教导、几经历练”的也只有这一个傅文忠公了吧。
谨慎谦下，世人感佩
傅恒能“在纶扉二十三年”圣眷不减，除了出自于乾隆对皇后的轸念外，关键还在于自己出色的办事能力。
首先，傅恒是被乾隆皇帝亲自调教出来的。他比一般的朝臣更了解皇帝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常常可以贴合皇帝的心意，在傅恒的奏报中，经常有类似于“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的朱批，可见一斑。
其次，傅恒本人明敏练达，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傅恒任职军机后，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小到乾隆皇帝的日程安排、仪式典礼的规范制定等等，每日经办事务繁冗庞杂，“傅文忠公文学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反覆思之，无以易也。”他的这种才干往往让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乾隆皇帝曾经在傅恒出征金川时抱怨说：
“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15:00)，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傅恒)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在办事能力之外，身处高位的傅恒在官场留下了“每多谦冲”、惜才爱才的英名。傅恒的谦和除了体现在知进退、懂得韬光养晦力辞荣宠外，主要体现在待人用人上，诸如孙嘉淦、阿桂、卢焯、孙士毅、汪由敦、毕沅、袁枚等贤臣名士都收到过傅恒的提携礼遇。
宿儒赵翼在笔记中回忆称，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生活困顿，傅恒见他貂帽破旧不堪，“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可是当时正值年关用钱之际，这钱自然被拿去贴补家用了，第二日上朝时自然只能还戴旧帽子，“公一笑不复言。”名臣舒赫德获罪被籍没家产远戍边地，傅恒“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时朝廷上下大小臣工“感佩其德，久之不衰。”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历史对傅恒的“盖棺定论”还是比较正面的，认为他首辅军机二十余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对乾隆盛世的形成有功于一代。
可是，傅恒毕竟是傅恒，是一个成长在勋爵之家的“官四代”，是深受姐夫爱护的盛世国舅，当他身上养尊处优的贵族习气影响到官场上的时候，无疑开启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大门。
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居住的府邸在规格与装饰上都比照王府规制，据朝鲜使臣李德懋的记载，傅恒死后他的儿子福隆安出卖家中珍玩，“价值银八十万两”。
钟表是乾隆时代中西交流中比较受皇室喜爱的奢侈品之一，傅恒不但自己拥有西洋钟表，就连仆从也“无不各悬一表于身”。
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表针尚未到指定时刻，便迈着方步进入会场，结果发现皇帝已经端坐良久，情急之下踉跄而入，值班的侍卫调侃他：“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皇帝接过话头道：“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吓得他“免冠叩首”、“惊懼不安者累日”。
当然，傅恒用来维系自身奢华生活的开销并非来自于贪腐，乾隆皇帝对他的恩赐确实足够丰厚，可是作为首辅大臣，这毕竟不是件好事。宗室昭琏在《啸亭杂录》中对此即有所批评，认为“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西洋怀表，产地为瑞士、英国、丹麦等，不知道国舅爷用的是哪一款
值得一提的是，傅恒对“长袍马褂”成为民国时期的礼服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原来，清代男子便服本为长及脚踝的袍和外面长及膝的褂，而衣长仅及脐的马褂是专门在外出行猎、出征时候穿用的行服。大概是常年在军中办事，傅恒习惯了马褂的短小便捷，于是班师回京后也经常穿用，世人因此称呼对襟马褂为“得胜褂”，“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为了适应日常穿着，人们对对襟马褂进行了改制，袖口收窄、衣服长度延长到腰间，改制后的马褂也称“卧龙袋”或“额伦代”、“鹅翎代”等，逐渐成为一种半礼服性质的外衣。
清末时，内穿长袍或长衫、外套黑色暗花纹对襟马褂俨然已经是社会主流的“正装”装束，并被国民政府列为“国民礼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