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党项拓跋部一方面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的党项羌诸部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高居于党项诸部之上，成为统治阶层，并迅速地汉化，开始与其他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夏州割据政权一方面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从”，唯朝廷马首是瞻，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夏州政权的统治者还趁各藩镇在河南、关中地区激烈角逐之机，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唐王朝灭亡前的十几年间，拓跋部的统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夏、绥、银、宥、盐、鄜、坊、丹、延九州地区，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数县，几乎逼近关中北部边缘，成为中国西部一支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
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代时的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遭到两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是后唐对党项割据势力进行扫除。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党项拓跋部李仁福死，他的儿子李彝超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后唐的统治者就是发迹于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们恐惧长期占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向南侵入关中，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乘李仁福刚死之机，企图将李彝超调离夏州，同时任命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与李彝超对调，以此削弱党项李氏的势力。
但夏州是党项拓跋部从唐朝以来就割据的地方，他们世代经营，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李彝超借口百姓挽留，不能按时赴延州就任，拒不离开夏州。七月，后唐军与李彝超的部落兵激战于夏州，夏州城是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时的都城，城墙用土垒筑，坚如磐石，攻凿不动，后唐军队无法进城。
李彝超率弟弟彝殷登上城墙，对后唐将领说：“夏州是一个孤单弱小之镇，不必烦劳王师攻取，白白地耗费国家的军饷，即或是攻取了也不算上威武。烦劳将军为我上报天子，容我另想办法。”李彝超派出骑兵，抄掠了后唐军队的粮草和攻城工具。后唐军队攻城两月不克，又丧失了粮草，野外又无水草可供战马饮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后唐明宗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退兵。
李彝超趁后唐军队撤退之时，派军队追击，后唐军队大败而归，党项李氏获胜。但经过战争，夏州割据势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后唐对夏州政权的“移镇”事件及其结果，使夏州政权“益轻朝廷”，对中原王朝的离心自立倾向更加严重。
夏州政权对中原王朝已不像以前那样唯命是从了，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中原王朝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次削弱是党项割据势力的内讧。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绥州刺史李彝敏勾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攻袭夏州。李彝殷发觉后，先下手为强，将拓跋崇斌斩首，并出兵攻击李彝敏。这两次冲击虽使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有所削弱，但其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夏州一带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名义上虽先后依附于内地的各个王朝，接受其封号，定期朝贡，实际上却利用分裂混战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在挫败了后唐“移除”阴谋之后，参与内地割据势力的角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宋立国后，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政权不受到宋的威胁，主动对宋太祖示好进贡。宋朝对夏州割据政权也采取了“安抚”政策。
宋太祖命玉工为李彝兴（李彝殷为避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特制一条玉带，并授予李彝兴太尉官职。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逝世，宋太祖还追封李彝兴为“夏王”，并下令废朝三日，以示痛悼。
宋太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宋刚刚立国，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局势不稳定，还不能扩大对夏州政权的矛盾。北宋政权逐渐巩固后，以唐藩镇割据叛乱为鉴，开始采用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夏州割据政权的掌权者为李继捧，李继捧承袭兄位曾在党项羌族贵族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坚决反对李继捧继位，他上表宋朝：“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企图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的夏州节度使之职。
宋朝早已有消除夏州割据势力之意，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李克文上疏正合宋朝的心意，于是宋朝顺水推舟，命令李继捧入朝。夏州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入朝，并向宋献出了党项平夏部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至此，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期。
宋朝削除党项羌族世代割据夏州的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实力雄厚的夏州政权而言，却激化了民族矛盾。就在李继捧向宋朝献地称臣的同时，他的族弟李继迁举旗自立，走上了反抗宋朝的道路，再一次改变了宋朝西北的政治局势。李继迁反宋的这一时期，是党项夏州割据政权由削弱转向复兴的时期。
李继迁（963年～1004年），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的儿子，其高祖是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据史料记载，继迁“生而有齿，勇悍有谋”。年幼的时候就以“擅射骑，饶智数”而闻名乡里。宋开宝七年（974年），李继迁年仅11岁时，有一天，他率众骑马出猎，在山路上遇见一只斑斓猛虎，随从们都惊恐万分，吓得不知所措，李继迁却处乱不惊，他一面令众人躲到松柏林中，一面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引弓而发，一箭射中正向他扑过来的猛虎，猛虎当场毙命。
这件事在党项羌族中广为传颂，李继迁由此名声大振。定难军李克睿欣赏李继迁的才能，授予他“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一职。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发生了李继捧入朝献夏州等地的事件。当时李继迁在银州，他反对李继捧入朝献地的举措，听取了谋士张浦“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向宋朝诈称自己的乳母去世，要到郊外去埋葬，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率数十名亲信逃出了银州，到了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市境内），以此为基地，走上了反宋的道路。
今天的地斤泽已是沙石遍地，但是1000多年前却是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毡帐连片，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也是党项羌族人的聚居地。地斤泽的党项人用新鲜的马奶酒和羊羔肉热情地欢迎李继迁的归来。李继迁一到地斤泽，便着手准备反宋的工作。
他首先利用民族血缘纽带关系，供奉先祖拓跋思忠的画像，党项羌族各部族见到思忠的画像都泣不成声，纷纷跪拜，李继迁一时集合了许多的党项部落。为了得到更多党项羌族豪酋的支持和联盟，李继迁又与一些党项豪酋结亲，使投附于他的帐下的党项羌部众越来越多。得到了党项羌旧部的支持后，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到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开始对宋进行多次用兵，不断攻掠宋的夏、银、麟、会等州。
但是，由于党项诸部力量分散，又未经过正规战斗的训练，因而在宋朝正规军的进攻下，屡遭失败，使党项诸部有的降服，有的溃散。惨痛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不争取辽朝的支持，难以实现武力逼迫宋朝承认其割据，于是他对部众说：“我们至今不能光复旧业，反而遭致惨败，看来仅凭我们自己，兵单力弱，不能成势。现在北方耶律氏正强，我想借他们的援助，以图光复大业。”从此走上了联辽抗宋的道路。
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李继迁遣使向辽称臣，辽朝原本就想借李氏割据势力牵制宋朝，因此，就做顺水人情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5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时，还授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为副使。李继迁在经过一年的整顿和辽朝的帮助后，势力日增，重新对宋朝的西北边境构成了威胁。
宋朝面对这种局势，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来消除李继迁的反叛势力。宋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任命拓跋部李继捧为夏州刺使、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赵保忠”，将夏、绥、银、宥、静5州的钱、帛、粟、田园都赐予赵保忠。
宋朝本希望用此方法来让李继捧去安抚李继迁，让李继迁放弃反抗，但事态的发展却不以宋朝的意志为转移。赵保忠首鼠两端，与李继迁、辽国互相联络，李继迁仍不断骚扰宋的会州、夏州，并且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宋的银、绥二州。在安抚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宋朝又采取了对李继迁经济封锁的办法，想以此困毙李继迁及反叛的党项诸部。
原平夏党项诸部地瘠民贫，多贩运今宁夏盐池县附近出产的青白盐到陕、甘等地，再换取谷麦为生。宋朝对李继迁禁青白盐，一是为了断绝党项诸部的经济来源，以困李继迁；二是以山西解盐运销陕、甘，朝廷可获得大利，一举两得。但是宋朝的封锁政策不但没有困住李继迁，反而激化了宋与党项诸部之间的民族矛盾，使原已归附朝廷的部分党项羌又倒向了李继迁一边，宋朝无奈，最后只能取消这一禁令。
宋朝从淳化年间开始，因对辽作战的失利，开始改变对西北边防的态度和政策，即由锐意经营、大力削藩，逐渐改为力求边境安宁、羁縻安抚的政策。至道三年（997年）冬，宋太宗赵光义死，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李继迁趁宋朝新帝初立，遣使求和，宋真宗正在丧痛期间，“姑且务求宁静”，便答应了李继迁的请求，恢复了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赐名“赵保吉”，并将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奉还，还加邑千户，实封200户。
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命李继捧入朝，夏州割据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到至道三年（997年），宋朝恢复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复兴，李继迁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夏州政权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