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8月22日，张北守军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被击溃。
29日，张家口失守。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张家口和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的陆相杉山元被赶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陆军次官。
1938年11月初，近卫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这实际就是日军独霸东亚的宣言。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他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巨大震动。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也令战争狂人云集的军部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陆相板垣征四郎声称东条英机目的只是想鼓励日本军需生产，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已。压力之下，这个上任刚刚半年的陆军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总监去了。
但东条英机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半点收敛。1939年5月，诺门坎战役爆发，又见东条英机上蹿下跳。在此次战役中，苏联红军和日军都动用了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然而，战役的结果却让东条英机颜面全无：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再次遭到重创，参战的主力部队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关东军出动的兵力，死伤近1/3，重武器损失高达87%。就此，关东军妄图北进的野心只得放弃。但东条英机却并不吃亏，他将此役中陆军航空兵的战绩无限夸大，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1939年8月，希特勒为了专心征服欧洲大陆而与斯大林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的“友好”加之苏联红军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北进”的野心。
1940年7月17日，经历了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几任走马灯似的内阁更迭之后，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在近卫的这次组阁中，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