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五霸”史上出现过多种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主要介绍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史记索隐》或《荀子》的版本。《史记索隐》的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荀子·王霸》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中学历史教科书兼顾两种说法。
春秋五霸，是指春秋时期五个诸侯之长。霸，政之名，谐音“伯”，音转为霸，又称州伯、方伯，即诸侯之长，其职名为会诸侯、朝天子，实为尊天子以令诸侯。春秋时期，天子衰，诸侯兴：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前后共有数位诸侯依次成为霸。“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此时的诸侯争霸战争，为之后的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
关于“春秋五霸”史上出现过多种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主要介绍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史记索隐》或《荀子》的版本。
《史记索隐》的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荀子·王霸》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中学历史教科书兼顾两种说法。“春秋五霸”并不是势力、地位完全等同的五人：
1、整个春秋时期基本都是姬姓晋国在替周天子行使王道，晋国在整个春秋历史上维持了百年之久的霸业（公元前632年—公元前597年，公元前589年—公元前506年），这段时间晋国基本享有领导诸侯之权。在晋文公称霸之后还经历晋襄公续霸、晋景公失霸复霸、最后晋悼公独霸中原。
2、晋文公玄孙晋悼公政治韬略过于出众，才能、成就、品行都首屈一指，是晋国霸业的最高巅峰。
3、郑、宋、秦、吴、越构建的区域霸权其规模、影响、成就难以与齐桓、晋文、晋悼、楚庄相提并论。
4、完成诸侯会盟这一重大称霸标志的有：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多个诸侯，远远超过五霸的名额。其中仅晋国就称霸百年，会盟多次，几乎独占五霸名额；而夫差最终还被勾践灭国。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和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如今，这些权力已逐渐转移到诸侯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君臣逆位的现象——“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更甚至于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可以左右周王室的动向——“陪臣执国命”。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这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奴隶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动荡局面。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期最为标准的两位霸主，实至名归，史称“齐桓晋文。所以各史籍皆全票通过，没有争议。秦、楚两国虽不被中原国家敬重，可秦穆公和楚庄王不论才干、功绩都十分显著，无法埋没，尤以当今视角来看，这两位有相当高的认可率，所以在各史籍当中秦穆公得票超大半，楚庄王也得到了宽泛认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不失为一时之雄，但问题是，勾践灭吴已然不能算是春秋争霸，而是战国兼并，再加上“五霸”的提法，早在这二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故以上的各类观点中，除了《史记》和《辞通》，其余基本可以排除。
很多人认为宋襄公不配五霸之名，其仁义乃是虚伪做作；这就要回到春秋时期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虽说宋襄公没有称霸的绝对实力，反而还败于泓水之役；但后人对宋襄公的评价并不低。事实上楚国也正是因为依仗蛮力欺负礼让的宋襄公也最终为中原诸侯所不齿，埋下了城濮之战被晋文公击败的伏笔。现今的很多观点评价宋襄公总是说他多么愚蠢，多么迂腐，但却看不到他讲仁义绝不是“空谈仁义”，而是确确实实地将仁义的理念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因为在周朝，按照中原礼仪和道德要求，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讲究的，连贵族出去打猎都要依照礼法，比如：不杀幼兽、一箭射中没射死的伤兽也不能赶尽杀绝，还有诸多礼制的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周朝的文明礼仪，这些繁复的周礼正体现了古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诸侯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准则。而在战斗中不杀老人之类虽说仁义得过分，但按照周礼的精神也是很符合的，要知道，春秋前期的诸侯战斗都是要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带军队双方列阵完毕，然后堂堂正正对决，类似于“决斗”这种形式。而绝对不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
宋襄公正是遵循周礼，等到楚军渡河后再展开决斗。这正是宋襄公的老贵族风度，胜之要武。而绝不能为了胜利使用卑鄙伎俩。否则宋襄公即便战胜楚国，也不会为中原诸侯所心服。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并不是要消灭别人，而是要让诸侯臣服、号令诸侯。而楚国属于半蛮族诸侯，不把中原的礼仪放在眼里，自然也不会按套路配合宋襄公的周礼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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