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趁机大规模削藩，并将诸侯国的主要官吏任命权收归中央。困扰了汉初数十年的诸侯王问题，在总爆发过一次后，终于逐渐沉寂了下去，很难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了。景帝又南抚闽、越，北和匈奴，暂时恢复了国家的安定，遂全心致力于内政治理。
景帝的施政策略是直接延续其父文帝的，他也不遗余力地劝农抑商，更多次减半赋税，他也崇尚节俭，很少建造楼台宫阙。在减轻刑罚方面，文帝虽然已经基本废除了肉刑，用服苦役和打板子来替代，但板子打重了，仍然会致人残废，甚至直接取人性命。
对此，景帝前元年（前156）五月“减笞（杖刑，即打板子）法”，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景帝中六年（前144）又再次“减笞法”，并“定箠（行刑用的板子）令”，规定该打300板的改打200板，该打200板的改打100板，而且限制板子的质地、长短，勒令打板子只准打臀部，不许打背部，行刑者打完一人前不能替换。
从此以后，笞刑伤人性命的事件就很少再发生了。
然而景帝虽然政策制度全都沿袭其父文帝，在思想上却有了很大的突破。他尊崇黄老，可是也不禁止其他学说的流行，还提拔了好几名崇儒的官员。这就为以后汉武帝破除黄老禁锢，进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当然，景帝虽然意识到黄老学说有点过时，未必再适用于当时社会，但他还无法从根本上转变思想，尤其他的母亲窦太后，乃是坚决的黄老拥护者。景帝据说事母极孝，因为窦太后喜欢小儿子梁王刘武，他竟然在家宴中表示死后愿将帝位传给刘武。
窦太后闻言非常高兴，刘武也因此种下了非份之想，但大臣们一致反对，说陛下并非没有儿子，怎能不依据礼法传子，而非要传位于兄弟呢？景帝也后悔自己的孟浪，就不再提起此事了。
可惜梁王刘武却一直记得皇帝的话，他更自恃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回到封地后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广营宫室，建天子旌旗。他的手下羊胜、公孙轨怒于袁盎等大臣阻止景帝立梁王为太子，竟然潜入京师，把袁盎等人都刺杀了。景帝派人搜捕此两人，刘武却把他们藏在自己宫殿里。
梁国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苦苦进谏，刘武才终于责令两人自杀。从此景帝兄弟间就生下了嫌隙，刘武惊恐懊悔，于景帝中六年（前144）病死。
对于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景帝搞得实在有点混乱。先是示意传位梁王，随即就立长子刘荣为太子，没几年又废黜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彘（即后来的汉武帝刘彻）。丞相周亚夫反对废黜刘荣，从此遭到景帝疏远，终于在次年的景帝中三年（前147）被罢免。
周亚夫的境遇和其父周勃有点相象，也是功高镇主，位至丞相，却身为一介武夫，不知道该怎么管理朝政。但他偏偏又坚持老规矩，不肯奉迎皇帝所想。窦太后示意封皇后王氏的兄长王信为侯，景帝上朝时和大臣们商量，周亚夫气哼哼地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只好作罢。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封他们为侯，以分化瓦解匈奴，周亚夫再次反对，说：“他们背主来投，陛下却封以侯爵，如此怎能褒扬忠诚的风气？”
景帝这次再不听他的了，说：“丞相议，不可用。”
周亚夫因为经常顶撞皇帝而被罢职。此后不久，一次景帝请他吃饭，却端上来一大盘没切过的煮肉，又不给筷子。周亚夫到处找筷子，景帝假笑着说：“你对此还不满足吗？”周亚夫只好苦着脸告退，景帝望着他的背影，低声说：“这一脸怨恨不满的家伙，不能做少主的臣属。”
周勃当初是因为擅治兵甲而被下狱，周亚夫则是让儿子去买点兵器来准备死后陪葬，结果也被告发有谋反之心。周勃贿赂狱吏才得活命，周亚夫的脾气却硬多了，一入狱就绝食，绝食5天，终于活活饿死。
虽说周亚夫之死和各人性格有关，但文帝能让周勃安享晚年，景帝却使周亚夫丧命牢狱之中，两代皇帝谁更宽容，谁更忌刻，就可以很清楚地区分开来了。
为了打击豪门权贵的势力，以免他们危害到皇帝的统治，景帝还信用郅都、宁成等酷吏。所谓酷吏，倒并不徇私枉法，只是捉到一个由头就拼命刑讯逼供，以造成大冤狱，杀戮更多无辜为功。郅都从来
不避权贵，对方势力越大，他拷打起来越是严厉，因此人称“苍鹰”。宁成当小吏的时候，就喜欢凌辱长官，后来升做济南都尉，连当时任太守的郅都，他都敢不放在眼里。此二人打击权贵，还是很有功绩的，但从此开了一个坏头，酷吏之祸，到武帝时代终于盛开毒花，结出了苦果。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文景之治”，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意思是府库皆满，钱积多了，串钱的绳子大都朽断，仓廪充实，粮食堆满到开始霉腐。这都是从吕后经文帝到景帝，三代休养积聚之功。
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汉孝景帝刘启病逝，归葬阳陵。太子刘彻继位，就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