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从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此人因政治懮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而其中的唯一证据，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越，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但已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怀沙》可能是一篇根据他的自杀传说而时候炮制的伪作，因为其中的话语并不符合屈原的既定模式。
如此一来，以现代侦察学的立场看，屈原的死因就变得非常可疑。为什么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嫌疑，如他的政治仇敌令伊子兰、（人妄）臣靳尚等等，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由于过分爱戴花花草草，身上整天佩带香茅，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花草，颇有龙阳癖之风，因而被猜疑为是个同性恋者，并与另一位年轻诗人宋玉有暧昧关系。但这些推断终究缺乏充分的证据。他的情诗对象多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这无疑就是有力的反证，显示屈原所关切的仍然是与异性的交往。
傅抱石《湘夫人》：屈原最爱的女神，很可能是郑袖的一个隐喻
代号”湘夫人”的女子，无疑在屈原的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对她产生了狂热的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活政治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这也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分歧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看《离骚》）。
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为了防止屈原与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以期彻底消灭这个流亡者的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舟船夺路而逃。这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角逐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屈原故里秭归：也是屈原遭到谋杀的现场
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的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恰好也是另外一个遭到迫害的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
其中，米饭象征着他的肉体，粽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则象征著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
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
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引起当时学术界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质疑。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
作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樁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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