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持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恩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
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范蠡击鼓传令，大张声势。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悔恨交加，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拔剑自刎。
勾践兴越灭吴，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
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范蠡久随勾践，对勾践的为人很了解。在范蠡看来，勾践身处逆境，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自然不愿意封赏功臣。因此，范蠡决心辞官隐退。
范蠡在决意隐退避祸的时候，没有忘记老朋友文种。范蠡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否则难免会被越王杀掉。然而，文种对范蠡的劝谏却不以为然。范蠡隐退之后，又写了一封书信告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虽然心有所动，但迟迟没有做出隐退的行动。
后来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日益骄横，君臣离心，和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大臣都疏远了。又过了一段时日，勾践终于凶相毕露，对文种说：“你有阴谋兵法，足以倾敌取国。你献九术之策，今我用其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你处，愿你有幸带着余术去见我的先人于地下，跟他们去谋算吴国人吧!”随即赐文种一把剑命他自杀，文种伏剑而死。
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为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条政治规律。越王功臣文种不明其理，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