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北京的冬季格外冰冷，就连空气都传出一丝刺骨的寒意。关于岌岌可危的清朝来说，在寒风中传来的这个消息，比冬季更冷：当年11月7日，暂居在北京贤能寺里的李鸿章因胃血管决裂，大口地吐血，总算不治身亡。享年79岁。
还在陕西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闻讯，唏嘘不已，追加谥号为“文忠”——这是仅次于文正的谥号。在李鸿章之前，仅有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胡林翼等少数几个汉人，获得过这个谥号。由此可见，清朝对李鸿章的注重。
盖棺论定，当李鸿章死后，面临着后世怎么样的评价呢？
《清史稿》谈论他为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这儿，既夸奖了李鸿章“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的长处，又批评了他“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的缺陷，持论较为公允。
而来自民间的谈论，则呈两极化。其间，有一种说法，是将李鸿章必做是“东方俾斯麦”。众所周知，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在政坛上上纵横捭阖几十年，通过比年征战一致了德国，并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权，被称为“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
将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人，是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李鸿章奉命准备建造北洋水师时，柯纳德率一支舰队来到我国访问，停靠在天津大沽口。柯纳德访问李鸿章后，竭力约请他前去自己的军舰上参观。不巧的是，到了他们约定的日子，海上突然刮风下雨，波涛汹涌，不能出海。
李鸿章不顾柯纳德的告诫，冒雨乘坐一艘小艇，穿过险峻的风浪，总算抵达柯纳德乘坐的军舰。柯纳德感慨万千地说：“中堂大人真是守约之人啊，这么大的风雨都按期前来，这样坚毅的性情，很像咱们的辅弼俾斯麦。”
就这样，“东方俾斯麦”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开来。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过《李鸿章传》。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写过李鸿章的落魄，也写过他的风景，并以不小的篇幅，讨论了“东方俾斯麦”的说法。
梁启超说：“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将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不是阿谀逢迎之词，便是荒诞可笑之语。李鸿章根本就不足以与俾斯麦混为一谈。
随后，梁启超还从“兵事”“内政”“交际”三方面下手，论证李鸿章为什么不足以与俾斯麦混为一谈：“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历来松懈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交际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梁启超感叹说，从这三方面比较的话，李鸿章比俾斯麦相几乎便是霄壤之别，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这并不是以胜败练英豪。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都远远不及俾斯麦者。因而他做出来的成就，也远远赶不上俾斯麦，实际上便是优胜劣汰。
梁启超最终苦口婆心地强调：“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豪。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胜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意思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假如不能战胜这些难处，就不足认为英豪。
李鸿章常常念叨自己的难处，却不知俾斯麦也有他的难处。假如将他们两个的位置进行互换，他们的胜败依然早已注定。所以，那些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说法，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诬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