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要：按照已有考古材料阐发，明朝藩王墓室内存正在祭奠情境。常见的祭器有喷鼻炉、花瓶、烛台和一些日用器型，多设案桌供奉，祭奠工具是墓主。祭器正在全部明朝藩王墓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其实不年夜，且常因墓葬被盗扰而不容易识别。那些祭器及其组合与陈列体例，证明了明朝藩王墓内设祭征象的存正在。最少一部门祭奠行动应当和“赠礼”有关。
关头词：明朝；藩王墓；祭奠；祭器；赠礼
明朝亲王和其他宗藩成员墓葬中遍及有祭器存正在，部门墓葬还保存了祭奠的情境，反应出明朝藩府的葬仪特性。
1、明朝藩王墓内的设祭征象
一些考古挖掘时保留根基无缺的明朝藩王墓中可见较着的设祭行动表达，但详细表示情势和保留状况不尽不异。如湖北武汉江夏龙泉山楚昭王墨桢（卒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墓，玄宫单室，墓室正中的石砌棺床之前有仿木几案式石量供桌1件，桌面上自内（接近棺柩）而外顺次陈放石量线刻云龙纹封谥册匣1件（内排）；木量涂金谥宝匣1件、两侧别离为铜量双耳瓶各1件，瓶内插铜鎏金荷花及荷叶（中排）；铜量三足鼎式喷鼻炉1件，两侧别离为铜量烛台各1件，烛台上插木量涂红漆的意味性烛炬（外排）。正在石几的前左脚下另有一个青白釉瓷罐，内有核桃7、板栗4、枣1、枣核2、白果1、荔枝核1、不明物1（图一）[1]。
正在积年考古挖掘事情中，像楚昭王墓如许清楚完全地保留下葬时供祭情况的案例其实不多，有些墓根基能够认定有供祭遗存，但供祭之器产生过位移。山东邹城尚寨九龙山鲁荒王墨檀（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十仲春，公元1389年）墓，玄宫前后两室，该墓挖掘前虽未经盗扰，但因水泡导致随葬品产生过漂移，供祭征象的细节已被粉碎。玄宫前室门内有1个年夜陶缸做为“万年灯”，前室后部中心有1件墨漆高翘头木供桌，因被水冲而倒向东北，桌西侧有盛放“鲁王之宝”的三重宝匣，猜测本来应置于供桌之上[2]，供桌前两侧有380余件木雕人马俑，另有车辂仪仗类模子冥具。湖北钟祥长滩镇年夜洪村梁庄王墨瞻垍（卒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墓，玄宫前后两室，该墓未经盗扰，但部门随葬品有漂移，供祭征象被严峻粉碎。据先容，其前室“西壁下的中段，冥器列前，安排一件漆木案，案面两侧各有一件泥金龙纹瓷钟”（高足碗）[3]。
明朝藩王墓晚年年夜多被盗掘，残存的随葬品根基都是不容易挪动转移或经济代价低者，虽然有严峻侵扰，但有些仍保存了设祭征象的残存。山西太原小店区老峰村晋恭王墨棡（卒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墓，玄宫前中后3个主室，前中主室两侧各有6间耳室，“后室有石雕桌椅”[4]；这类石量桌椅陈列应当与对墓主的供祭行动有关。
四川成都周边的明朝蜀藩亲王墓玄宫范围相对照较年夜，装潢讲求，处所特点稠密，凡是正在后室（棺室）前面的墓室中安设石量供桌及宝座等，一样具有供祭意义。成都北郊凤凰山西南麓蜀悼庄世子墨悦燫（卒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墓[5]，玄宫由三个砖筑纵列筒式拱券前后并连而成，此中室（棺室前一室，“挖掘简报”称为“中庭”）的正中偏偏前有石构正方形圜殿一座，形如小亭，其内陈列方几式石供桌3件（图二），圜殿后另有油缸等，另出土有雕工高深的鼎式喷鼻炉1件。成都东郊正觉山南麓蜀僖王墨友壎（卒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墓[6]，玄宫为砖石混筑拱券布局，范围小于悼庄世子，修建布局和装潢也较着简化，此中室内无圜殿之设，有红砂石雕龙纹宝座和石供案，后室棺床前另有仿木翘头石几1件（图三）。成都会区东南三圣乡蜀怀王墨申鈘（卒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王妃徐氏于成化十一年即公元1475年合葬）墓[7]，第二进墓室（挖掘简报称为“正庭”）室内正中安排石供桌1个，由石板和条柱拼成，正面档板线刻出仿木装潢，其前有石雕圆形喷鼻炉1个，装潢镂空龙纹和花草纹；第三进墓室（棺室前一室，简报称为“中庭”）内有圜殿一座。另外，该墓中还出土釉陶喷鼻炉4件（鼎形、罐形各2件），圆形、方形花瓶各1件和灯等供器。
其他颠末清算挖掘的历代蜀藩王墓中常常也有石供案、喷鼻炉一类陈列，如蜀昭王玄宫中室内和并列2个后室的棺床前皆有石雕仿木供案（图四）。近似陈列正在凤凰山蜀王妃墓[8]、龙泉驿区十陵镇蜀定王次妃王氏墓[9]中也有发明。此中凤凰山蜀王妃墓“前庭”后部、“中庭”门前安排有80厘米高的石雕喷鼻炉1个，中庭正中并排安排3个铁缸，缸底部以小铁管相互连通。后室即棺室，分为工具并列的三个室，中室中部有棺床，前部有石量供桌，上置铜瓶、铜鼎等。棺室前部还发明较多马骨。
河南荥阳市贾峪镇鲁庄村周懿王墨子埅（卒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墓[10]，玄宫砖砌、单室，出土有铅量喷鼻炉、烛台、灯台。河南省新乡市北郊潞简王墨翊镠（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11]，玄宫由前室、摆布配室、后室构成，石砌拱券布局。正在前室中部偏偏后、后室门前正中位置陈列须弥座式石台案1件，上置喷鼻炉1件，花瓶、烛台各一对（图五），其情势是间接把空中封土前的石量五供又正在玄宫内复造了一份。那套五供的陈列情势完整仿照北京昌平各天子陵明楼前的石几筵情势，只是体量小了良多，5件供器置于祭台之上，不知是不是为原造（其西旁的赵氏次妃墓室内也有不异陈列）。今朝所知各亲王园寝空中石五供的尺度陈列情势，是5件石供器正在前（凡是各承以圆形小石几）、石台案正在后，即供器和台案分手摆列，潞简王封土前石几筵也是这类安设情势。
一些品级稍低的明代宗室墓葬，祭台以砖垒砌，也不乏经心装潢者。河南安阳赵藩汝源端僖王墨厚焆（卒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墓[12]，分为前后两室，后室北侧为黄土夯筑的棺床，前脸以青石包边，雕饰成仰覆莲花须弥座情势。棺床前正中有砖砌祭台，长1.12、宽0.16、高0.35米。该墓已被盗扰，出土有锡量喷鼻炉、灯台各1件，烛台2件，原位置不详，另出土瓷碗、盘等6件，此中1件青白釉碗内残余7个核桃，1件锡盘内尚存果核多枚，外皮保留较好，果仁炭化，疑似银杏。伊藩方城郡王位下镇国将军墨訏洌（卒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及夫人赵氏（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合葬墓[13]，砖券布局，单室，棺床位于墓室后半部，砖石包砌，内填黄土，其上有2个棺位。棺床前有石供桌一件，长1.4、宽0.7、高0.8米。该墓屡次被盗，挖掘时未见随葬品遗存。伊藩方城府镇国将军墨典栉（卒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墓[14]，砖券布局，单室，朝南略偏偏西，砖砌棺床位于墓室后半部，棺床前有砖砌展石面的供桌一件，长1.3、宽0.62、高0.8米。该墓屡次被盗，随葬品尽掉，未见完全的祭奠遗存。
近似征象正在秦、楚等藩宗室墓葬中也有一些发明，但也根基都是盗后孑遗，研讨代价有限。陕西长安秦藩郃阳郡王位下奉国将军墨惟熠（卒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及其妻淑人赵氏（卒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仲氏（卒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墓[15]，砖券布局，单室，墓室内前部有一个砖砌的祭台，须弥座式，台面长1.15、宽0.8、高0.8米。腰部内束，南、北、西三面有砖雕的二龙戏珠、飞凤、海水天马等纹样（该墓标的目的178°，东面未有雕饰）。祭台面上有木量残留物，破坏严峻，已没法辨识器形。
2、明朝藩王墓内设祭征象的解读
因为散处于多个省区的明朝藩王墓葬保留状态遍及欠好，因此考古挖掘揭露出的墓内设祭征象清楚者其实不多见，像楚昭王墓那样根基完全地存留落葬时信息者更属百里挑一。但上揭诸例的年月涵盖了全部明朝，墓主身份包括亲王、郡王、将军等，由此揣度这类设祭体例正在明朝宗藩墓葬中应遍及存正在。详细从以下三个方面了解阐发这类征象。
（一）墓内设祭的普通情势
畴前面罗列的那些其实不完全的祭奠征象中能够回纳出一些共性特点，各藩王墓中的祭奠征象能够分为两种。一种是设置供案、祭器，保存着设祭征象的藩王墓中的祭器、祭品的承载体均为案或桌，材量多为木量，石雕或砖砌更常见。主案桌的陈放位置：2个及以上墓室者，凡是是正在棺柩地点的后室之前一室；1个墓室者，普通间接设于棺床前（蜀藩亲王和王妃墓多正在棺床前另置案桌一副）。陈列的祭器首要是喷鼻炉、花瓶一类，也有些是完全的1组“五供”（喷鼻炉1尊、烛台1对、花瓶或花觚1对，这类组合凡是称为“五具足”或“五供”，元至明朝逐步构成定造）。另外，另有钟（高足碗）、罐等，祭案上偶然还陈放册、宝（谥册和谥宝）等。另外一种是设置宝座，有些座前也有供祭举措措施。石量供桌或宝座凡是安设正在后室（棺室）前面的墓室中。
（二）行祭者与受祭者
肯定行祭者与受祭者是诠释乃至认定墓内祭奠征象是不是存正在的焦点。复盘明朝藩王墓内的设祭征象，祭器陈列的对应物有两种，一种间接是棺柩（如楚昭王等），另外一种则是宝座或其他（如蜀藩诸王）。两种对应分歧的详细设祭表达体例，受祭者一种是实体，即盛殓墓主实身的棺柩（魄）；另外一种是精力意味（魂），即神座（其上也许另有神帛、神主牌位一类）。对棺柩而祭的典范例证是楚昭王墓，而设神座者凡是最少有前后2个墓室，蜀僖王、怀王等墓中有石座出土，但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奉葬时的设祭征象。
墓内祭奠工具是墓主，那点毫无疑问，但执祭者为谁却几近没法找到间接的考古学证据，分歧的阐发解读乃至间接关乎墓内祭奠征象是不是存正在的鉴定。按照前揭征象阐发，墓内供祭陈列表达了对墓主最初的间接敬意，它能够是一种安排场景，也多是一种礼节勾当。如是前者，行祭人能够是纷歧定正在现场的王族成员，如嗣王、墓主妃妾等，是一种虚位表现；如是后者，应当是正在现场主持安设棺柩及随葬品的送葬者，如王府官员、内侍等。跟着墓室的封锁，这类祭奠行动连同响应的道具（包罗祭器、谥册宝等）都具有了永远性。
由于缺少间接的文献左证，上述判定具有某些不肯定性。幸亏北京昌黎明神宗定陵中也保存了比力无缺的设祭情境，而明朝文献中关于皇陵的落葬礼节轨制恰好能够做为阐发左证。
明神宗定陵考古挖掘时保留根基无缺。明神宗墨翊钧等3人同时落葬或迁祔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月初三日，定陵玄宫为前中后3个主殿、中殿摆布各出1个配殿的5室布局。定陵中殿后部顺次安设神宗天子、孝端皇后王氏、孝靖皇太后王氏3位墓主的汉白玉神座（神座上是不是曾有物品已不得而知），每一个神座前各安设HS琉璃釉五供1份（喷鼻炉1件，烛台、喷鼻瓶各2件），各承以圆形汉白玉须弥座；五供前为嘉靖款青花龙纹年夜缸1件。缸内贮有油脂，表层为蜂腊、上面为动物油，油面有鎏金铜漂子1个，中间有灯炷[16]（图六）。明朝天子的丧礼正在历朝《实录》中有繁简分歧的记录，距定陵年月较近的隆庆元年（1567年）仲春，礼部奏进世宗天子梓宫发引至祔享仪注，此中奉安一段：“（三月）十七日，掩玄宫。……执事官升奉迁梓宫进皇堂安奉讫，内侍官奉谥册宝置于前，摆设冥器等毕，仍于献殿上设灵座，以候奉安神主。遂行赠礼，内执事官陈酒馔于皇堂门外，奉玉币案至喷鼻案前，内侍引护丧官诣拜位，赞四拜，跪献酒。赞请进赠，执事官捧玉币，跪进于护丧官之右，护丧官受玉币献毕，以授内执事捧进皇堂，安设讫，赞俯、伏、兴，四拜举哀，兴，哀行。赠事毕，内侍出，遂掩玄宫，行享礼。执事官陈牲醴于玄宫前，内侍引护丧官诣拜位，施礼如前仪。百官于陵下传赞施礼同。遂题神主，内侍设喷鼻案于玄宫门外，陈酒馔如常仪，设题主案于喷鼻案前，西向，设护丧官拜位于前，北向，内侍盥手出主于案上，题主官盥手，西向题主毕，内奉养主于神座，躲神帛于厢中，置座后。内侍奏请世宗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年夜孝肃天子神灵上神主，施礼如前仪。毕，内侍启匮覆主，奏请世宗肃天子神主降座升舆，内奉养神主升灵舆至献殿上。内侍奏请神主降舆升座，奉神主即座讫，行安神礼如前仪，百官陪拜”[17]。那段话明白记录了落棺后、封闭玄宫（皇堂）门前的奉祭墓主行动——“赠礼”，尔后另有一系罗列行于玄宫门外的礼节勾当，曲到神主暂安于空中献殿（即祾恩殿，也称“享殿”）；施礼报酬“护丧官” “执事官”等。进行“赠礼”的点位，能够了解为全部玄宫的最外门以外，正在神宗定陵中就是地道券内；也能够了解为玄宫后室即棺室门外，亦即定陵中殿神座前。连系明朝初期天子丧礼节阐发，文中所谓“皇堂”，多是专指玄宫后殿（棺室）。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仲春壬子，礼部奏进太宗（成祖）葬祭仪注，此中触及“赠礼”的部门云：“……奉迁梓宫进皇堂。安奉讫，内奉养谥册宝置于前，摆设冥具等毕，行赠礼。执事官陈礼馔于皇堂门外，奉财宝安设于喷鼻案前，设皇太子拜位于前，内侍导皇太子诣拜位，赞四拜、兴，赞跪，赞奠酒，赞进赠，执事官捧财宝跪进于皇太子之右，皇太子受财宝，献毕，以授内执事，捧进皇堂安设讫。赞俯伏、兴，皇太子俯伏、兴，赞四拜、举哀、兴、哀行，赞赠事毕。内侍出，遂掩玄宫。掩毕，行享礼于玄宫尊前，如迁奠仪……”[18]。按此记录，明代天子年夜葬中的“赠礼”应当是正在玄宫后殿门前进行（亦即定陵中殿中的神座前），尔后面的“享礼”、“点主礼”等是进行于全部玄宫门前。
现实上，墓内“赠礼”等仪注正在汉唐间天子丧葬礼节中是必需的一项。唐杜佑《通典》引《年夜唐元陵仪注》记录唐朝宗丧葬之仪云：“梓宫降自羡道，……龙輴既出，礼节官分赞太尉、礼节使奉宝、册、玉币，并降自羡道至元[玄]宫。太尉奉宝绶，进跪奠于宝帐内神座之西，俯伏，兴。礼节使以谥册跪奠于宝绶之西，又以哀册跪奠于谥册之西，又奉玉币跪奠于神座之东，并退出复位。礼生引将做监、少府监进陈冥具、白幰弩、素信幡、翣等，分树倚于墙，年夜幡[旐]置于户内”[19]。明朝天子葬仪中的“赠礼”是因袭自汉唐乃至更早的古礼而有所损益，赠礼的焦点仍然是奉赠谥册宝和财宝等。明造“诸王所用，其造下皇帝一等”[20]，各地明朝藩王墓葬中的设祭征象，最少有一部门应当是“赠礼”的遗存，即便不会像天子年夜葬一样标准如仪，但最少保存了这类情势，出格是正在明朝早中期，鲁荒王、楚昭王墓中的谥册宝等陈列可为左证[21]。明朝中晚期皇陵“赠礼”也许已有变化，至于这类礼节行动正在各地王府中的履行水平若何，今朝还不克不及肯定。潞简王墓中的石五供属于典范的祭奠陈列，但却未必适合进行“赠礼”一类勾当。
（三）“长明灯”供祭
比拟“赠礼”，陈列“长明灯”是明朝藩王墓葬中更加常见的供祭体例，正在各地藩王墓的考古清算挖掘中常能见到有关遗存征象，这类风俗或崇奉正在那时具有普遍的社会根本，正在各王府中应当遍及存正在。由于不容易挪动转移，一些被粉碎的墓葬中也常见有残余的油缸、灯台等。此中做为长明灯的油缸形体巨大，多为陶瓷量，外型纷歧，并且胎釉的量地年夜都不精，普通也没有装潢，乃至纷歧定是随葬的公用品。分歧情势的“长明灯”正在各地宗藩墓葬有很多实例，正在一些已残毁的墓葬中亦有遗存。
鲁荒王玄宫前室出土的灯油缸，高1、口径1.1米，酱色釉，内有铁量灯炷座和动物与纸做的灯炷[22]。
钟祥郢靖王墨栋（卒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玄宫后室的东南、西南两个角上各有1只陶缸，架正在呈半圆弧状摆放的楔形砖上。此中东南角者口径92、底径35、高76厘米，通体施深褐色釉，上腹外侧刻有“酒四号”字样，缸内底部另有锡量灯1件，通高11.5厘米，能够飘浮于油上，是正在缸中点长明灯用。原正在西南角的陶缸挖掘前已飘移至东配室的东北角，缸内底部也有锡量灯1件[23]。“酒四号”缸应当是操纵了本来的贮酒器而改，可见“长明灯”的油缸纷歧建都是专门烧造的特别器型。
梁庄王墨瞻垍玄宫后室前部摆布两角处各有2座砖砌灯台，2个灯油缸已飘移，一件正在后室，口径83.5、底径34、高72厘米；另外一件正在前甬道，口径80、底径36、高65厘米。均为圆唇、敞口、弧壁内收，施黄绿釉；缸底都有1件管状铁灯架[24]。
周懿王墨子埅墓中出土有铅釉长明灯油缸1件，口径53.6、底径26.4厘米、高40厘米[25]。
年月年夜约属于嘉靖晚期（公元1522~1566年）的兰州上西园肃藩宗室墓，主室门内工具两侧各有1件黑釉瓷缸。此中西侧者高90、口径60厘米，缸内有油渍及猪头一个，有木板残迹及铁管，管内有灯炷陈迹，挖掘者猜测“缸口盖有木板，板上安铁管，管内置灯炷，系一长明灯”[26]。缸旁有铁犁10件。东侧的瓷缸较小，内有油渍。
赵藩汝源端僖王墨厚焆墓中出土酱釉缸2件[27]，此中1件口径36、底径17.5、高63厘米，口部露胎，表里施酱釉。猜测是盛放灯油的油缸。
山东青州石家河衡宪王墨常墓（卒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墓室为砖砌拱券布局，前后两室，随葬物品已被盗空，仅存后室西南角用来盛长明灯油用的孔雀绿釉年夜瓷缸一个，已破坏。
四川双流黄龙溪镇年夜河村明蜀藩某王残墓玄宫的后部，残余有石缸1件，高76厘米[28]，应当也是长明灯。
按照上述材料，联络明神宗定陵正在内的长明灯根基都有点燃陈迹来看，那应当是一种带有祭奠意味的礼节行动，并且普通每位墓主各有一具长明灯。唐宋以来点灯供祭之礼逐步用于帝王陵墓。北宋初年，宋宣祖改葬时，“进玄宫有铁帐覆梓宫，藉以棕榈褥，铁盆、铁山用然漆灯。……并造如仪”[29]。奉诏随山陵使韩琦护送宋英宗梓宫下葬永厚陵的李攸正在其所著《宋代究竟》中具体记实了英宗永厚陵随葬品的安设环境：“梓宫升石椁西首，御夷床下不及地尺而行，巳时一刻，乃下置珠网花结于上，布方木及盖条石，及设御座于盖下，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别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于四壁又设衣冠剑佩、笔砚、弧矢甲胄，凡是生平玩好之物。又设缯帛、缗钱，然后设册宝，乃然漆灯，闭柏门。置清闲于麓巷，阖石门”[30]。正在巩义北宋陵区中独一颠末考古挖掘的宋太宗元德李后陵也有燃灯的陈迹[31]。该墓室平面略呈圆形，曲径7.95米，北部为石棺床，棺床前西南隅有一石座，似未经扰动，应为置放油灯或烛炬之用。“长明灯”供祭征象纷歧定符合汉及之前的丧祭古礼，或受释教“灯明”供奉影响；而“灯明”和喷鼻、花正是释教所谓“三具足”，那应当是源于释教、间接来自官方崇奉俗文明的一种设祭行动。
3、关于明朝藩王随葬品中的祭器题目
依照《周礼》《仪礼》《礼记》等经书的记录，帝王等人的随葬品中应当兼有冥具和祭器，冥具是现代丧葬轨制的焦点内容，其根基特点是不具有适用功用，“孔子谓为冥具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成用也”[32]。祭器分歧于冥具，它们正在利用功用上属于适用器。《礼记》中的一段对话，把祭器和冥具辨别得很清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冥具，示民蒙昧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否则乎！其否则乎！夫冥具，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33]。正在两周和秦汉年夜中型墓葬考古挖掘中，这类“鬼器”、“人器”并用者颇不乏其例。明代宗藩成员墓葬中凡是会有年夜量的随葬品，一些未经盗扰的亲郡王陵墓中出土的文物正在量和量上更是蔚为年夜不雅，如鲁荒王墓、梁庄王墓等。依照功用属性，明朝王墓中的随葬品能够年夜略分为适用器、冥具、祭器三年夜类。适用器是各类糊口用品和平常用品，包罗冠服佩饰，金银、漆木、瓷、玉等分歧量地的容器或玩器，物品箱等艳服类家具；它们对应各类实际平常糊口，八门五花，触及面广，与生时无异。冥具正在《明实录》《年夜明会典》等文献中也写做“冥器”，建造粗拙、材量昂贵，是专门建造、仅用于为死者殉葬的器物，如衡宇和家具模子、各类俑、车轿和卤簿仪仗模子等。祭器是正在墓内陈列的奉祭墓主之器，有些是专门用器如“五供”等，也有良多外型就是通俗的适用器。因为不具适用性的根基特点，冥具凡是比力轻易辨识，而祭器的辨识难度要年夜一些，它们是实际糊口中的适用器，既包罗供用之器（如“五供”、长明灯油缸），也有通俗外型的器物如盘、碗、高足碗等。后者被认定为祭器的难度更年夜，即便是高足碗（梁庄王墓出土的高足碗金盖自铭曰“锺”）这类根基用于供奉的器形，若是没有精确的位置干系，也未便等闲指为祭器。正在那些已被粉碎的墓葬中，除器形外，偶然还要按照组合和陈列情况，出格是考古挖掘现场的遗物散布环境来做详细判定。
明末谢肇淛以为，“古礼之尚行于今者，丧得十七，昏得十五，至于祭则苟但是已，冠则毫不复举矣”[34]。究竟上，周汉以来的帝王丧葬之礼颠末不竭传承与变化，到明朝藩王丧葬之礼中已年夜有变异，包罗随葬品祭器、冥具的设置装备摆设等，保存部门应当达不到非常之七的比例，所谓“赠礼”即其一例。明朝藩王陵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固然兼有“人器”（适用器、祭器）和“鬼器”（冥具），但从各自所占的比重来看，明显是以适用器为主；而且正在陈列、安置顺序上，两者也对照差异。祭器和冥具都用于葬礼，但它们之间的区分是较着的，冥具是墓主带到“阳间”的用器，仅具其形使“神明之”罢了。就明朝藩王陵墓而言，随葬冥具及响应的组合固然已趋于阑珊，但正在很年夜水平上依然遵守古礼。祭器是生人（送葬者）对墓主的最初致敬用器，从各地明朝藩王陵墓出土的什物来看，祭器有些是用于礼节勾当，此中与谥册宝相伴的一类较着与“赠礼”有关；但也有很多同化了风俗或世俗化的宗教崇奉标准，如瓶炉等“五供”和“长明灯”之类，那类工具年夜有由“俗”而“礼”的趋向。明朝藩王的丧葬之俗正在情势上保存了一些古礼，但正在详细履行进程中也有很多革新和立异。册宝、瓶炉那两类分歧的供奉之物正在楚昭王等墓中毫无背和地融于一体，表白官方丧葬风俗对藩府的影响其实不容轻忽。除祭器外，周懿王、原武温穆王等周藩亲王、郡王墓葬壁画中的花草、乐器等[35]，一样具有供祭的意义，只是释教的意味加倍稠密，衬着了升进“神仙世界”的空气。若是申明代藩王墓中的冥具首要仍是担当或沿袭古礼，那祭器却其实不是间接秉承自两汉或更早期间，而是唐宋以来“礼”与“俗”兼容的成果。
附记：本文为国度社会科学基金（2019）普通项目“清朝帝王陵墓考古学研讨”（19BKG013）中期功效。
（做者：刘毅、孙怡杰，南开年夜学汗青学院。另此处省略正文，完全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考核：方 勤
——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