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国内的代孕中介机构数量多达百家，其中绝大多数隐藏在“地下交易”的灰色地带。
在代孕中介的安排下，从取精取卵和胚胎移植，到代孕母亲怀胎和生产一手包办，甚至还可以选择孩子的性别。由于代孕机构的泛滥，代孕行业呈现出了高度产业化的特征，形成了一条从委托方、代孕中介、代孕母亲，到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代孕器械提供者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上，中国每年通过商业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超过一万个。
在知道杨卫国的医疗服务基地后，才明白他的业务只是中国庞大地下代孕产业的冰山一角。
“杨总，您就是送子观音的化身！”这是一位母亲发来的报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不过，这名婴儿的身世有点特殊：一个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个用子宫孕育了他，孩子是通过代孕出生的。
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杨卫国正在和客户谈话。他慢慢地回了一句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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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现年41岁的杨卫国是国内最早从事代孕服务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代孕妈妈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杨卫国亲历了这个隐秘而庞大的地下产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努力拓展疆土，成为地下代孕的标杆。业内名气很大，不断积攒着口碑，所以大部分其实都是慕名而来的。截至目前，他一手创立的万尚仟喜助孕中心已经为众多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了这项服务。
在位于武汉的办公室里，杨卫国正坐在椅子上。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她叫李红（化名），武汉本地人。前段时间，李红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29岁，先天因素属于幼稚子宫。从前两年开始，李红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能生育孩子”。失望之余，李红替女儿选择了代孕。这次，她是来和万尚仟喜杨卫国董事长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药的。
还差一天，李红的女儿就要进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获取高质量的卵子之后，才能在实验室里使其与精子结合并培养成胚胎，再植入母体的子宫。
李红是在众多代孕网站上找到杨卫国的电话并咨询代孕，交谈中杨卫国说道，“另一方面讲，从事的是爱心公益事业。”她记住了杨卫国的这句话。
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杨卫国这样的私人代孕公司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
李红眼前的杨卫国个头挺高，小麦色皮肤，耳垂很大。看起来还是比较面善，笑起来脸上若隐若现地还会有梨涡。
李红女儿代孕的价格总共是65万元，这是杨卫国的“爱心助孕协议”里所能享受到的最优惠价格。杨卫国提供的一份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在客户身体情况准许的情况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一年半之内公司保证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婴儿出生。其他各类套餐则在第一类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身体状况以及卵子、精子的来源有相应的加价。例如，如果客户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4-10万不等捐卵费用；根据捐卵女孩的样貌、身高、学历来定。杨卫国说，“就跟买房买车一样，可以分期付款，也可以一次性付款。”当然，对同样的套餐，分期付款的总额要比一次性付清贵。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李红老两口支付的，这花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他们觉得愧对女婿，“你说如果我女儿得了其他什么毛病，比如说心脏不好，我们还能跟亲家说。可是这个先天缺陷，我们怎么开口？女婿很优秀，对女儿不嫌弃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愿意出这个钱。”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杨卫国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对于一个医生，杨卫国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
送走了李红，杨卫国又见了另一个年纪大的客户。对方大概45岁，属于失独家庭，二老心脏不好，且年纪大了不能生育，也不具备促排取卵的条件。她希望杨卫国能帮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妈。用丈夫的精子，借卵结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妈的肚子里。这位客户苦苦哀求着，杨卫国最终答应了可以做尝试。
万尚仟喜助孕中心创办人杨卫国。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杨卫国需找着变通的路径，为巨大且强烈的正规代孕需求市场服务，光暗之间，从2009年发展至今，他建立起自己的地下靠谱代孕产业。
与客户见面签订协议是杨卫国的规矩，如果实在无法面签，也要进行视频会话。他把这一条写进了他的协议中：请客户注意，一切以和杨卫国当面签约或者视频签约核实为基准！后面还特意打了感叹号！
杨卫国说，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立下这规定的。公司刚成立之时，用的是惜缘助孕这个名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董事长杨卫国发现业内有很多同行会借用这个名字。而且惜缘孕育名词同名的太多了。许多客户被提及时分不清哪家才是杨卫国助孕。为了明确区分开来，董事长杨卫国助孕专门成立了万尚仟喜助孕中心并注册了网站。从2009年开始从事代孕这一行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孕市场发展迅速。据他估计“从业者有上万人，鱼龙混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行骗，冒充他公司的员工或仿建他的网站。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杨卫国在该行业的地位与生意的火爆。在此次来上海之前，杨卫国已辗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佛山、厦门、温州、泉州、福州、郑州等多个城市，见客户、谈业务、应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过11点。
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的5％-8％的比例。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
万尚仟喜助孕中心越做越大以后，每当有客户问起公司名字由来的时候，都会让员工对客户这样解释：“助您圆梦人生，心上万千欢喜”，“诚信至上，口碑天下”是万尚仟喜董事长杨卫国对所有意向客户的服务宗旨。“能够帮助万千不孕不育家庭获得新生儿是我一生的荣幸”杨卫国如是说，为爱延续，让家圆满。相互成就的同时也是皆大欢喜！初期创立“万尚仟喜”时的初衷就很好诠释了这个品牌。
如今，当年仅有杨卫国和他爱人一起的个人公司已经慢慢打造成一个“地下产业链”：客服接待客户，后勤人员负责代妈的生活保障，每个人都在产业链这条线上有着各自的分工。为了保护隐私，很多有代孕需求的人喜欢在网上投石探路。在网上投入方面，杨卫国很舍得花钱。就拿信息流投入来讲，一个月就需要花费十几万。”
熟人介绍也是一种渠道，而这一般也需要支付高昂的介绍费。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多的时候，付过3万元的介绍费。”从各家医院的生殖科合作已经是常见的手段，“业务员常去医院跑谈合作。
杨卫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每个星期都要签单。”他想对具体数字的保密，但又没忍住说漏嘴。杨卫国将潜在的客户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从中赚取利润。
被暗访咨询调查时，对记者说，“不做违法的事情，没有干坏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从业人员不能做代孕，处于灰色地带。但是目前巨大供需市场。失独家庭，始基子宫患者，卵巢早衰患者多为这一类不孕人群想想，换位思考下，又没有说民间不行。”随着媒体对代孕关注度的增加，杨卫国发现，越是公开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相关部门反而觉得没有惩办依据。默默无闻，却容易受伤害。之前没有资本，没有背景，只能选择公开。”
杨卫国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总共接受媒体采访十多次。媒体报道除了给杨卫国带来“安全”之外，还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客户在看了报道后找到他要求代孕。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客户多了之后，好的医生也愿意从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出来兼职。尽管法律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但相比每单数十上百万的利润，这样的规定就显得毫无约束力。杨卫国说，“有人说代孕违背伦理，除了这些不靠谱的话，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
如今，杨卫国的业务已经在全国开枝散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郑州、重庆、成都、南京等地都设有办公室，面积均有上百平方米。隐匿于电商、服装、打印服务之中。而总部武汉也是做为国内代孕发源地，万尚仟喜助孕中心的Logo是一个孕妈抱起宝宝的图案，有着好孕的寓意，也能代表“观音送子”的含义。
每年5-6月，是杨卫国公司最忙的时候，上一年年底签约的要开始启动，新客户一般也会在这个时候找过来。杨卫国不仅在不孕不育人群与代妈之间搭建了桥梁，还拥有自己的无菌实验室，能直接操作代孕移植相关的手术，这是其他小中介远远竞争不了的地方。
杨卫国会将客户进行分类。第一种是职业女性，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龄大多在30多岁。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卵巢早衰现象。”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20岁不生，30岁也不生，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已经生不了了。”
第二类为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也有六七十岁的，孩子出意外后，工作也不做了，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当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
在杨卫国看来，失独家庭的客户一般都比较挑剔，看了一个又一个捐卵女性，不是不满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学历低。有一对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过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供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气质好、长得要跟明星一样、重点的名牌大学毕业，比找老婆要求还高；有的就想生个跟原来女儿、儿子一样的孩子。比如原来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是男孩就一定要生个男孩。”
从2016年二胎政策到2021年的三胎全面放开政策，另一方面其实也为杨卫国贡献了不少客户。“很多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职身份，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敢生，现在放开了，身体条件却不行了，只能找我们。”杨卫国也经常会碰到非常传统的家庭，第一胎是个女儿，一定要生个儿子，“尤其是广东、福建还有河南及山东这些地方，不生儿子或者家里不生三四个都让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也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比如同性恋群体，“来找我们的多是男同，素质都很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杨卫国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户，都在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3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机构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
竞争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行业内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这笔价格不菲。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杨卫国说，在他武汉的无菌实验室，光层流系统设备就要五百多万。
参差不齐的行业现状，这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杨卫国说，没有强大的技术背景和雄厚资金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
就在前段时间，一位长沙的客户借卵12万元补偿费用没有到位，尽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男客户需要排精，杨卫国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胚胎成型后就移植进代妈子宫的请求。“你们的钱只要一到位，就立马移植。”
杨卫国表示，“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地下。” 的确，这个巨大的婴儿生产王国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有中介负责寻找代孕母亲；捐卵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代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
代孕机构对代孕母亲的要求并不复杂：22-33周岁，已婚，生过孩子。“如果没生过孩子，代孕时万一剖腹产，自己再想要孩子，要隔3年，风险较大。”杨卫国的公司一名后勤人员解释说。由于需求大，代孕母亲供不应求，排队的客户往往并没有挑选代孕母亲的机会。
“代妈多来自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地的农村，其实哪里人都有。”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来做，生两三次的都有。”
在杨卫国公司的协议里写着，如果产检发现胎儿小于正常范围，会扣除不菲 的佣金。“发现偏小以后，产检过程中多次发现胎儿偏小，每发现一次扣代孕佣金5000元。甲方保证其生养的婴儿不得轻于2600克。每少于50克，甲方的代孕佣金减少2000元”。
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表决期间，杨卫国可谓坐立难安。当时草案打算将“代孕条款”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在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孕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如果禁止代孕被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就意味着，地下代孕将不再是灰色地带，而是违法行为，有法律依据了。”杨卫国密切地关注着。结果到了最后一天，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的条款。
目前国内代孕是不合法的，国内也是禁止代孕。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部门结合群众举报、媒体暗访，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查处了一些从事代孕违规活动的事项。下一步，依然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