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宋朝的瘟疫是如何控制住的？
我们知道，在两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业繁荣，基础设施像道路、街道等都很完备，人员流动加快，人物阜集的大都市也出现了不少，如东京汴梁、江浙杭州等城市，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再加两宋时期战乱不断，人口迁徙流动大。这些情况也给瘟疫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在宋朝三百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疫病近四十次，其中发生在开封、杭州的就达二十次以上。由于受当时医疗水平限制和社会环境、人为因素影响，病而死者往往达到十之五六，因此自古以来，疫情更惨于战争，人们都是谈疫色变的。
尽管受医疗水平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疫病横行，但宋朝统治者带领人民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疫，正是他们尽力的抗疫，才使一次次瘟疫得到了较好遏止，才避免了人口的大灭绝。那么宋朝又是怎样抗疫的呢？首先设有健全的医疗组织。宋朝的医疗组织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惠民和剂局等机构。其中为民间提供服务机构的有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御药院是为皇亲国戚服务的，太医局是推行医学教育和医生考核的。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医生数量多，医疗设备先进，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治百姓。1082年改称翰林医官局，平时主要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当民间发生医情时，特别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就下去大力救治百姓。特别是翰林医官院的驻泊医官制度，本是医官轮流前往地方参与医疗服务的制度，后来发展为各地路、州、府都驻扎医官，为传播医疗技术，改善当地医疗条件，及防疫治疫，发挥了积极作用。每次疫情爆发，医官门就成了指导防治的主力军。其次为疫民无偿提供医药。惠民和剂局主要就是制药供药局。每当大疫流行，惠民和剂局就研制药方，为疫民无偿发药救治。据《宋史》记载，1054年，东京大疫，仁宗皇帝当即令太医配制药方，并从自己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名贵犀牛角，捣碎掺入药中以救济疫民。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宁宗时，临安军民多有疫病，皇帝下诏，令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分下三衙，及临安府各处，分文不取为疫民进行医药救治。再次加强对疫民的收治隔离。为了防止疫病传播，本来为社会福利性机构的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院等地方，就成了收治救助疫民的专用场所。如北宋赵抃做越州知州、曾巩做洪州知州时，就为疫民修建了公益治疗场所，为“疫民以官舍舍之，资其食饮衣衾之具，以库钱佐其费，倩医候视”。苏轼知杭州，疫病流行，苏轼就凑钱作病坊，储蓄钱粮，收救疫民，取名叫安乐，正是安乐坊名字的由来。崇宁年间，这些官建的公益场所改名安济坊，并加推广到各路、州、府，遂成制度。在建安济坊的同时，朝廷又在各州、府、县建立了居养院，用于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同时在疫情期间，还可用来收治疫民。其四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对于公共卫生，宋朝约束极严。春初时官府会“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通过清整沟渠保障城市环境；而对恶意破坏环境者，则施以重罚。其五乡绅富民也积极捐款捐物。一些地方乡绅和富商，在疫情肆虐时，也积极响应官府，主动捐献钱物，甚至有的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离疫民居住。如据《宋史》记载，一些富豪们“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不但盖好了临时住所，还提供了较为齐备的生活用品。
在我们的印象中，弱宋一直成了脑中挥之不去的固定概念，但他们在一千年前，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官民同体，奋抗瘟疫，着实令我们起敬，其作法也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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