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皇帝朱元璋即位之后，对佛教态度又是如何？
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渊源颇深，他17岁入安徽凤阳皇觉寺为僧，在寺院当和尚整整八年，是佛寺救助了他，也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佛教的清规戒律也非常了解，因此他做了皇帝后，善待佛教，注重发挥佛教的教化作用，本着去淤除垢的原则，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
一是善待佛教，重视佛教的教化功能。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诏请了十六位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籍此舒解忧烦。二是精探佛教义理，笃信佛教因果。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果报昭然矣”，一生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究。他经常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讨论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他认为“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昧之虚，立本性之实”，所谈之“空”为“相空”，谈“空”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妄想缠缚，“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他认为帝王大臣应致力于伦理纲常的维护与日常政事的处理，忠君孝亲，知人安民，而不能荒废政务，更不可妄施以求福，否则“必蒙福而招愆”，王纲废弛，“祸将不远”。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议论得当，很有参考价值。三是主张儒释道并举，各采其长以辅政。明太祖认为儒家祖述尧舜，效法先王，其传承与确立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为万世永赖，而佛道二教则教人明因果、辨善恶、示吉凶，劝善警顽，“暗助王纲，益世无穷”。他认为三教各有侧重，表现各异，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是相一致的，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三者互相补益，不可或缺。对于佛教，他觉得佛陀立教的目的，在于让人人明了祸福因果，明心见性，仁慈忍辱，诸恶不做，百善奉行，“意在消愆而息祸，利济群生”。四是整顿僧众，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为加强对佛教事务管理，洪武元年，明太祖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诏命僧人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人员，掌管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三年、二十五年，将全国佛寺划为禅、讲、教三类，以便于统一管理及督促僧人专心办道；还制定了禅、讲、教三类僧服色。洪武五年、十七年，僧人实行度牒制，废除免丁钱，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十五年，在南京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由礼部任命，其下府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以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为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制定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出家僧人必须恪守清规戒律，禅、讲、教，各归本宗。洪武二十七年，又诏旨礼部颁布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方面，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要求僧人洁身自守，宏扬佛法，为世人榜样。
行家才能出理手。正因为朱元璋早年出家当过和尚，与佛有深厚渊缘，熟悉了解寺庙的情况，才在他当了皇帝后，规范整顿寺庙，加强僧人管理，精释佛法妙义，除浊去污，充分发挥了佛教的辅政作用，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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