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要说起大众群体最讨厌的人，那非骗子莫属了，也难怪，如今科技发达，骗子们也实时更新，借助网络和手机大行骗术，利用人们贪图便宜、贪恋女色、疏于防范、胆小怕事、希企捷径等弱点进行一系列的针对骗局，真是令人防不胜防，要说起这骗门之道，那是从古代就非常常见的。
比如唐宋时期，都城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都超过百万，不免鱼龙混杂，自有一群游手好闲之徒，靠吃“城市”生活。这些专事坑蒙拐骗、勒索抢劫的团伙在唐朝被称为“坊市恶少”、“无赖”、“闲人”，宋朝则称为“游手”。
宋人周密所撰《武林旧事》对发生在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的五花八门的“骗局”，有形象的描述：
一种是设“美人局”，专门针对好色之徒，主要是以貌美娼妓为诱饵，引诱青年男子，假装要做他的姬妾，然后诈取钱物；
一种是经营赌场，称为“柜房”，诱骗青少年或进城民工参赌，史载：“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不知何物语也。”
一种称之为“水功德局”，假称能替人打通关系，那些到京城企图求官、觅举，希望得到恩泽、升迁，或者有诉讼之事，骗子们都宣称能打通关节，有强力后门，不过钱物一到手，就溜之大吉了；
一种是以买卖货物为名，以假做真，如以纸假冒衣服，以铜铅假冒金银，以土木假冒香药，“变换如神”，直看得受害者眼花缭乱，光天化日之下，诈骗却往往得手。因此，这类骗人者，被称为“白日贼”；
一种是专门在市场等人群簇拥之地，专贴近人身，扒窃衣囊及配饰，“剪脱衣囊环佩”，类似今天的剪包盗窃者；
一种是酒肆茶楼经营者与妓女勾结，诱骗外地进京人士消费珍品，抬高价格，欺诈勒索，很多人掉进陷阱。
还有溜门撬锁，飞檐走壁，穿墙入室，不一而足。更为嚣张的是直接明抢的团伙，号称“拦街虎”、“九条龙”等，称霸街市，为害一方，百姓和商贩备受其苦，敢怒而不敢言。
这些称霸市井的团伙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家世中衰的官僚子弟；二是一些破落户、城市贫民、外来流动人员、无业游民等构成“地头蛇”，谋生手段各不同，如以无赖方式倚赖政府救济，组成团伙从事诈骗活动，欺行霸市垄断商品进城通道等等。
这些还只是民间诈骗勒索团伙，还在官府的“严打”范围内，更有甚者是依仗权势为害坊市的在官之人。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长安就有一批专门打着宫廷承差的旗号，对坊市居民巧取豪夺的“小儿”。德宗贞元末，隶属于宦官执掌的宣徽院五坊小儿横行长安坊市。所谓五坊，是设于内廷禁苑中饲养五种飞禽走兽供皇帝狩猎之用，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他们往往喧嚣市坊间，或张网于坊市井、门，宣称不得惊扰供奉鸟雀，限制住户的正常出入，以此勒索钱财；也有相聚于食市酒肆饱餐而拒绝付钱，如遇店主索钱，或直接殴打，或留一口袋宣称内有为内廷捕得的鸟雀，必须好好饲养，最后的结果都是店主告谢哀求才离去。待宪宗即位后，革除弊政，抑制宦官的权势，也打击了“小儿”的嚣张气焰，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还有一伙人，依仗曾做过胥吏的身份，勾结官府，欺压小民。唐朝一薛姓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对京城恶少曾有一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一次捕获三千余人，全部仗杀，陈尸于市，市人凡有刺青者，一律“灸灭”。
当时有几个亡命徒非要顶风上，一个姓张的，左臂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右臂刺上“死不怕阎罗王”，一个姓王的在胸腹上刺上“山亭院池、树草木鸟兽，无不悉具”，被薛“市长”一律杖杀。
而宋朝则采取“以毒制毒”的方式，从“群盗”中招纳一批人员，加入官府组成的几千人的缉捕队伍，又在城区进行广泛巡查，坚决予以“弹压”。
现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骗子们也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更可恨的是那些骗取老人们棺材本的，坑害穷苦大众的不法之徒，完全丧失良心，净干些猪狗不如的事情，不过，随着法律的完善，骗子们最终将难逃法网，须知，善恶终有报，苍天饶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