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春，中国营造学社桥梁专家梁思成，对赵州桥进行了详细考察、测绘。提出“桥东面的中部，已经显然有向外崩倒的倾向，若不及早修葺，则毁坏将更进一步。”同时他积极向民国政府提出修缮计划。并奔走呼号，筹集资金。后因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未能实现其修桥宏愿。
建国之后，修缮赵州桥被提上日程，梁思成却有反对意见。
以“压力灌浆”工艺，取代古桥原来采用的“干摆砌筑”工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选择——拆除主拱和小拱，以原工艺重新修砌，在当时不现实，经费方面不能允许。
因为经费匮乏，梁思成1930年代提供给国民政府的修缮方案，也与“压力灌浆”大致相同。梁的建议是：“修补方法，首先须将已崩倒之东面三券，及其次已倾斜之数券，恢复原位，然后将各券之间加以联络，或用钢铁，或用钢骨水泥。石缝之间，全部用水泥灌满，使桥身成为一整体。”
但桥体修葺时的全面翻新，却令梁思成相当痛心。
1963年，梁思成撰文，相当克制地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不同意见：“直至今天，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规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捐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在赵州桥的重修中，这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当然，梁思成也不是绝对正确，他也只代表一家之言。仅就赵州桥修缮而言，梁思成的方案成本太高。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修桥，而不用于急需改签的工农业，实施难度可想而知。
再者，所谓“修旧如旧”，赵州桥建成有千年，也修缮了千年，千年前后修桥技术也在变化。别的不说，就是桥上的腰铁、浮雕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说，修缮应该依据哪个“旧”呢？隋唐的旧，还是明清的旧？新中国修桥。把水泥压浆技术用于桥的内部，是否也有其历史合法性？历史不能重来，讨论赵州桥的修缮，似乎可以用北京城墙的命运与梁思成的建议作为参照。
破土动工、架桥修路、城市建设，往往不是简单的专业技术问题，还要考虑政治因素、经济成本、社会影响等等。是非成败，留与后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