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出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需要办理，那就是护照，每个出国的人都需要办理护照，但是“出国”这种事情并不局限于现代人，古代人同样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玄奘取经就是“偷渡”出国的，依照法律来看这当然是违法的，但既然是违法，那必然就有“合法”，那么，古代人出国需要办理什么证件吗，古人有没有护照?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每到一地，首先要办的事情就是找途经国家的倒换“关文”。这里的“关文”，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护照。
小说是现实的折射，古人要远行，确实要有官府开具的身份证明才行，就是“路引”，又称“节符”，是由出行人所在地官府开具个人身份证明，相当于现在身份证或者护照。
真实的唐僧为去西方求学，在没征得官府同意情况下出长安，所以，过国境线差点被抓判刑。唐僧西游，属于偷渡，只是其在印度声名显赫以后，唐朝有关部门才既往不咎，以礼迎回。
中国古代重视户籍管理，严控人口流动，古人出行必持官府发放的“路引”，获得“路引”也不是容易事，因为古代官府不允许民众四处流荡。比如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以前的抗战片中，常会有儿童团少年手持红缨Q站路口查路条镜头，那是特殊时期防止敌特混入根据地的举措之一。那时全国各地人外出，也都得持有当地行政机关开具的路条。日战区以“良民证”代之(与现代的身份证非常相似)。
在开始使用现代身份证之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人出差或是外出旅游、访友，仍以单位开具介绍信为依据，性质与古代的“路引”更接近。六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对“介绍信”有了解。
流动人口管理，先秦时已有规定。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有一则《游士律》：游士在死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意思是说，如果旅游者把自己身份证明弄丢，要受罚款处理，金额为一身甲衣钱，年底一次性结清。这可能是中国最早“旅游法规”了。
到隋唐时期，又一种固定的身份证明诞生。这种身份证是很金贵的东西，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会拥有官方认可的“身份证”——一种可长期有郊使用的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最早都是为官员准备的，是用来表明官员身份职位的。
“鱼符”是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成，形状像鱼，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见《新唐书·车服志》)。
隋唐时期，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的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身份证”是不可转借他人的，否则也得受罚。据《大唐六典》规定，各地检查站(关防“的长官要切实负责起对过往人员身份的查验：“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这里的“过所”，也是“路引”一类的证明文书)。”如果冒用他人“过所”，或是不应该持有而持有“过所”的，要判处一年徒刑。
“鱼符”在宋朝时被废除，但官员仍可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通俗小说中称为“腰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常听评书或者看史书的朋友，对腰牌不会陌生，开封府的人外出公干，都是以腰牌来证明身份，并参与地方办案的(单田芳在评书中，又把腰牌称作“龙纹信票”)。
据明人陆容《菽圆杂纪》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途已经不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方面发展了。
到了清代，这一身份地位的证明制度又进行了改革：腰牌取消了，代之以能表明身份地位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一个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宝石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
